李敬泽：我们该不该对浩然表达敬意

浩然：最后的农民

“萧长春没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这是《艳阳天》的第一句，对我来说，可与这一句相比的，只有“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百年孤独》）

事实上不是下午，而是中午，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每天中午十二点半，电台播讲《艳阳天》——那是小说史上一个壮丽而恐怖的时刻，是超现实的，远远超过最狂妄的幻想：世上的小说和故事都没有了，都被严厉禁止，但同时，一个叫浩然的人的讲述被亿万人倾听。

我在亿万听众之间，我七岁或八岁，每天中午吃高粱米饭和红薯面的窝头，生活是艰苦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不艰苦的生活，在那半个小时里，我在我的生活之外——那个村庄、那群人。

现在，我知道《艳阳天》写的是合作化和阶级斗争，与我的午餐有确凿的关联，但我当时根本竟不曾领会如此明确的政治和社会训谕，我只顾着盯着焦淑红了，还有一头热单相思的马立本儿，还有马小辫儿、弯弯绕、马大炮，这些名字有天真粗俗的欢乐气息，他们敞开了生活的另一面：人的“弱点”在这里被鄙视被贬损，但也被注视、被生动地展现。一个禁欲者详尽描述肉食的危害，结果他把孩子的谗涎引出来了——这是他的意图吗？或者在他的内心深处也隐藏着一个孩子？

至今我都把这视为浩然的馈赠——使僵硬的生活柔软，对人性和人保持好奇之心。

这份馈赠多半出于我的误解也证明我不是一个好的愿意受教育的听众，浩然真正急切地想要告诉我的是萧长春所代表的道路的正确性，但很可惜，我对萧长春没什么印象，我知道他是好人，在为一种我不能理解的但必定正确的事业战斗，但他严肃无趣，如黑衣的教士或者永远正确的父亲。

多年以后，我曾在一个会上听过浩然讲话，我愣了一下：这不是浩然的声音啊——我马上醒悟，这是一个错觉，多年前餐桌旁的播讲者是曹灿：男中音，每一句中宣喻式的煞有介事的起始重音和暗示性的拖音，在庄重和引逗之间滑行。至今翻出一页《艳阳天》，我仍能在内心按照曹灿的语调诵读，我认为，那就是浩然本人的声音，奇怪地混杂着造作与生动。当浩然死后，批评家们都承认《艳阳天》是生动的，并把这种生动和浩然的政治意图谨慎地区别开来，作为一种次要的、附带的效果，好像在说尽管他的头脑错误，但所幸身体还好，但我认为，浩然的身体和头脑并非全然割裂，其间必有复杂和隐秘的路径。

浩然已死。我向他表示敬意。这并非仅仅出于对死者的礼貌：凭着事后聪明，我断然不能同意浩然的“金光大道”，但是，他为一代人的生命和奋斗所做的热情辩护仍然值得后人慎重倾听。世上的书、世上的故事被禁止，这并非浩然的意图更不是浩然所为，而如果没有浩然，七十年代早期的中午将会荒凉寂寞。我永不能轻薄地对待浩然，因为浩然曾带我触摸热带之冰。

浩然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边缘而光辉的、很可能已成绝响的谱系——赵树理、柳青、浩然、路遥，他们都是农民，他们都是文学的僧侣，他们都将文学变为了土地，耕作劳苦忠诚不渝。他们像相信土地一样顽固地相信文学，这在如今的人们看来或许虚妄，但也使他们在历史的颠簸中有根底、有所不为。浩然在“***”中曾经春风得意，他也曾亢奋，也曾受宠若惊，多年以后，人们说，他是个农民，有“局限性”，但不曾作恶，总的来看是个“好人”。这是大度宽谅，但在翻阅当时的一些记述之后，我认为我们未必有资格宽谅他——设身处地，扪心自问，我怀疑我们是否会比浩然做得更好，而当时的很多人倒真是没有“局限性”，他们在得意和失意时的所作所为全无底线。

我们低估了做一个“好人”所需的内在力量，就浩然来说，除了本性善良，还因为他心中有牢固的“本分”：“文革”前，他顶撞要他去参加“四清”的领导，因为他要写作；“文革”中在最显赫的时候，他也是苦闷和焦虑的，他的迎合中隐伏着执拗的闪避：“我能写作就心满意足了，我对上面躲都躲不过来，还当什么官？”——我相信这是真的，浩然的根本“局限”在于，即使在政治和历史的强力支配之下，他依然坚信他生命中另有重要的事、另有重要的价值，他惦记着收获，他不忍荒废了他的土地。

在我看来，20世纪精神史上最灿烂最动人的一幕发生在1945年的列宁格勒：以赛亚·柏林与阿赫玛托娃深夜交谈，在压抑和危险的氛围中，他们一见如故，似乎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铁幕并不存在，他们的谈话确证着欧洲文化的统一性，对文学、对人类精神的信念支持他们抵御了历史的黑暗和内心的黑暗。

而浩然，他远比他的远方同行孤独，他的内心并不具备那样强大而丰饶的精神资源，这也是中国作家的普遍境况是他们领受的无根宿命。浩然只能凭依农民式的对文学的朴素信念，在七十年代我所倾听的声音的背面，他左右为难，一脸苦相，正在含混尴尬地低语。这一份执着不足以让他写出他所梦想的不朽作品，但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好人”。

浩然的晚年沉默无语，现在，这个沉默的人、这个把声音留在无数人记忆中的人已归于土地，愿劳作者安息、愿好人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