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原高官曝大饥荒真相：川饿死1000万人（ZT）

四川省原高官曝大饥荒真相：川饿死1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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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以后，四川发生的灾难最大的莫过于1960年前的饥荒。那场持续三年的灾难使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左右。那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要不是一批敢于讲真话的干部冲破重重阻力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这场悲剧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这批干部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大跃进”带来大灾难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工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认为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于是，那些刚刚还在对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

　　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情况反而还好一些。究竟是上级的方针政策错了，还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工作团的许多干部不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

　　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真实情况

　　由于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

　　1961年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担任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不过，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

　　那个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编”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问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领导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

　　廖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

　　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100元钱去。”

　　谈话进行了三个半钟头，期间杨尚昆不断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最后他问：“你们今天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依你们的看法，总起来是些什么问题？”廖伯康想了想：“李止舟对此说过一句话：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是合乎实际的。”

　　讲真话付出沉重代价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

　　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经看到了于克书给***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

　　来源：文摘周报

您会流泪吗？杨显惠：叙述大饥荒时的惨烈真实

　在通渭地区的村子里，一位老人给杨显惠讲，他那时候(1959年)还是个孩子。他家邻居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头一天他去邻居家，看见那个小女孩在院后的菜园里拔韭菜，过一天再去，女孩不见了，毛角子(小女孩的头发用头绳扎成两个小刷子)在水缸上搭着。
　　
　　作家杨显惠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但我始终相信，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作家杨显惠采访到甘肃定西的一个老人，这位1960年春天参加过抢救人命的干部告诉他一个惨绝人寰的“人相食”的故事。还有一个当年的孤儿也告诉过杨显惠人吃人的故事。
　　
　　　　这样的细节，后来都被杨显惠写进了有关大饥荒时期的纪实小说《定西孤儿院纪事》。
　　
　　　　从2004年初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系列相继在《上海文艺》上发表。一个读者给编辑打电话反复问：“小说里写的吃人都是真的吗？”于是这位编辑给杨显惠打电话，说自己看到这些文字，也脊背发冷，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些故事是真的吗？”
　　
　　　　杨显惠回答：“‘吃人’的事绝对真实，这种可怕的事情是不能虚构的。”
　　
　　　　他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知青的杨显惠就在闲谈中零零星星听说，甘肃十一师四团——位于玉门镇的饮马农场——那儿有一个从甘肃定西专区来的孤儿们组成的连队。他一下子就记住了“定西孤儿”——1990年，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挂职任副场长，利用这个机会弄清了一个问题：灾难的3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区儿童福利院，接纳过六七百名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区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幼儿园，共接纳孤儿超过5000人。这个时候，写“孤儿院”的想法从他心底冒了出来。
　　
　　
　　作家杨显惠
　　
　　
　　　　2003年，他找到了当年定西孤儿院的一个孤儿为自己带路，从定西到通渭，再到会宁、靖远(1958年亦属定西专区)和临洮，花了7个多月时间走遍了整个定西地区，采访了150多位孤儿。
　　
　　　　在通渭地区的村子里，一位老人给杨显惠讲，他那时候(1959年)还是个孩子。他家邻居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头一天他去邻居家，看见那个小女孩在院后的菜园里拔韭菜，过一天再去，女孩不见了，毛角子(小女孩的头发用头绳扎成两个小刷子)在水缸上搭着。
　　
　　　　于是，杨显惠在《黑石头》一文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扣儿娘把扣儿煮着吃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扣儿娘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
　　
　　　　一个孤儿还记得，1959 年春天，大炼钢铁失败了，他大(爸爸)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当时家里还在地下埋着两缸苞谷(玉米)，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大和娘 1958 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大和娘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大和娘不懂共产主义，只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
　　
　　　　可是搜粮队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厨房和住所都捣遍了，浆水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娘去世了，大回来了，还是不敢吃那苞谷。大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家里人都快饿死了，大半夜里煮了两次，第三次就叫队上的积极分子发现了，大被批斗得鼻青脸肿，眼睛肿得像桃子，走路一瘸一拐。大坦白了，队长带人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小妹妹快饿死了，瘦成了一张皮。“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那么一直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一口，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食堂给清汤汤喝，出门要饭也不敢白天走。上头不叫要馍馍去，说要馍馍影响不好，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哩。食堂关门以后，孤儿郑成义记得，村里饿死的人多得很，尤其是小娃娃，死了还不埋，用麦草、胡麻草裹一下撇在山沟里，狼吃狗啃。这是一种习俗，没成年的娃娃是不能下葬的——不能入土为安。
　　
　　　　另一个孤儿记得搜粮队把人腿打断，大冬天把别人家炕打塌。爷爷饿死了，家里人都没有力气埋，找人也找不上，村口的路上东一个西一个撇着没埋掉的死人，有大人，有娃娃，人都走不过去。死去的爷爷就在炕上放了3个月，“脸皮都干干的，胳膊腿也干干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纸贴在木头棍子上，爷爷变得轻轻的了，翻过身后背上的骨头就扎出来了，原来爷爷的后背腐烂了。”
　　
　　　　和姐姐一起要饭的孩子，在腊月二十几的夜里，快要冻死的路上，碰上一个羊圈，放羊人咋说就是不让他们呆：“我答应你们两个在这达过夜，你们给我啥好处哩？”姐姐哀求着：“干大，你可怜一下我和我兄弟，我兄弟一出门就得冻死，就得叫狼吃了……”
　　
　　　　放羊人说：“是你不可怜你兄弟！领上你兄弟走，滚出去！”
　　
　　　　年纪还小的弟弟问姐姐：“他要做啥呢，咋这么凶？”
　　
　　　　姐姐光是哭，终于对弟弟说：“睡吧，你先睡。姐等会就睡……”
　　
　　　　放羊人这才笑了，说：“这就对了。把你个要馍馍的，还高贵得很！你当你是啥人？皇亲国戚？青枝枝绿叶叶？”
　　
　　　　在《走进孤儿院》里，栓栓和奶奶在野地里挖冻洋芋，奶奶去尿尿，公社的书记带着人突然走了过来。饿软了的人体质虚弱，尿憋了就得尿，憋不住，奶奶尿完了才站起来，书记已经走到了跟前：“哎，你真是无法无天了！”说着话就往奶奶身上踢了一脚，“你知道我是做啥的吗？我是党委书记！你胆敢在我脸前尿尿，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你们给我打，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负责！”
　　
　　　　杨显惠采访的一位老人，当年和老婆一起在公社的劳改队里劳动改造。因为老婆憋不住尿，她对负责人说：“我要尿尿。”负责人说：“你尿什么呀尿？是想偷懒了吧！”她说：“我真的要尿！”负责人说：“那你就在这里尿！”老婆在田埂上尿了。不凑巧，公社书记就在附近，书记拿起田埂上的镢头，把她一顿毒打，理由是她“在书记面前尿尿了”，“不给书记面子”。有一下正好打在老婆太阳穴上，当时就死了。过去了40多年，老人给杨显惠讲起来还是老泪纵横：“我女人，一声没出就死了，一个人就没有了。”
　　
　　　　杨显惠少年时代学过绘画，他一直记得，俄国画家苏里科夫画了相当于一个小城镇人口的素描，才创作了《给沙皇写信》一画中的哥萨克群像，所以那幅画惊心动魄——因此，杨显惠访问了100多个右派，写了一部《夹边沟记事》；访问了150名孤儿，写了一部《定西孤儿院记事》。他为自己作品的真实做了这样的解释：“我的作品是用诚实的态度讲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但‘真实的故事’是除了个别的故事写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虚构；这十之八九又都隐约晃动着真人真事的影子，虚构的故事全都使用了真实的细节。”
　　
　　　　锥心的黑眼睛
　　
　　　　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一书的写作一个月之后，杨显惠不得不停下来，他的心脏痛得厉害，不得不住院治疗。在医院里待了7天，他又回到家里开始写作。那段时间，他“整天以泪洗面”，“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情”。
　　
　　　　杨显惠说，自己是个笨人，不会打字，收集来的素材都写在本子上，交给女儿打，女儿打累了，妻子再帮着打。经常的，女儿流着眼泪打不下去，妻子接过来，也流着眼泪打不下去。
　　
　　　　女儿说，我最忘不了《黑眼睛》，一想起来就忍不住想哭。
　　
　　　　黑眼睛是3岁的孤儿秀秀到死也没合上的黑眼睛。
　　
　　　　当时各地送来的孤儿把孤儿院挤得满满的，拉痢疾的，换肚子的……大的，十二三岁，小的，才两三个月。进了孤儿院的男娃娃女娃娃都要剃头，他们原来的头发里长满了虱子。他们的步态就像刚学步的婴儿，有的又像是残疾人一样，走路时一颠一颠的，就要跌倒的样子。他们有的浮肿，头就像南瓜一样大，身体像水缸一样粗，有的瘦得像树枝枝，新棉衣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有的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头歪在肩膀上，垂在膝盖上，坐着坐着就躺倒了。晒太阳的时候，东倒西歪，乍一看，就像一堆破布。他们的骨头没有支撑头颅和身体的力气了。
　　
　　　　虽然在孤儿院能吃上面粉了，可是孤儿们是吃过野菜野草的，心里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总是饿得心慌。娃娃们一天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只要是能塞进嘴里的东西，抓起来就吃，垃圾堆上的菜根根，路上的西瓜皮、桃核，大娃娃则去偷粮店的苞谷面和红薯干。
　　
　　　　最头痛的还是换肚子。
　　
　　　　这些娃娃在家里没了父母，没吃的，成天在麦场拾麦颗颗，吃草籽，吃荞皮，吃葛蓬。榆树皮磨成面煮汤是他们最好的吃食了。他们的肠胃已经习惯了吃草，进了儿童福利院，吃白面馍，吃豌豆面的散饭和搀了洋芋块块的禾田面的汤面条，很多孩子的肠胃反倒不适应了，拉痢疾，呕吐，头上长疮，人软得站不起来。娃娃们和福利院的老师以及保育员把这种现象叫“换肚子”。
　　
　　　　3岁的小姑娘秀秀当时就在换肚子，腿软得站不起来，在台阶上坐着，看见几个恢复健康的小姑娘跳房子玩，她不甘寂寞，就从台阶上爬下来，往人多的地方爬。
　　
　　　　这娃娃除了一双大眼睛扑棱扑棱地动，身上已经没一点精神了，静静地躺着，脸白得像一张纸，头皮光溜溜的泛着青光。秀秀的脸上有一道伤疤，从鼻梁到左脸。她告诉保育员上官芳，这是二妈砍的。为了抢妈妈留下的炒扁豆，秀秀的二妈提着一把切刀(菜刀)要扁豆，秀秀不给，二妈砍了一刀。
　　
　　　　福利院开办以后还是经常死人。有些孩子虽然什么病也没有，但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太虚弱了，一天吃6顿饭，吃宝贵的点心，吃奶粉，死亡的结局也不能逆转。得了痢疾的孩子有时候一天就死几个。
　　
　　　　秀秀又拉血又拉脓，她的肚子一定很疼，但她一声也不吭，总是睁着一双大大的黑黑的眼睛默默忍受着痛苦。
　　
　　　　最后一个夜晚，3岁的秀秀用枯瘦的小手抓住保育员上官芳的一个手指头，说：我大我娘(都已经饿死)从床头出来了，他们看我来了，我存下的馍馍还有五六个，你给我娘给给。
　　
　　　　第二天下午上官芳再来医院，护士说秀秀没了，临死难受得眼睛睁得圆圆的，死了还睁得圆圆的，眼皮没合上。上官芳说，你把太平间的门开一下，我要看一下秀儿去。护士坚决地拒绝了：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不行，我要看，我一定要看一下去！上官芳哭开了，那护士很坚决地说：你不能看，真的不能看！那娃娃眼睛闭不上，我看了都受不了，不能叫你看。
　　
　　　　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曾国藩的日记里，有一页记的是太平天国战争时，安徽一带的人肉价格表。人肉被摆到市面上公开按斤出售，一开始是80文，后来是120文。清人记载：“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新旧五代史上也曾记载：“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
　　
　　　　战争往往是大灾荒、大瘟疫的根源。饥饿可以使人疯狂，可以使人兽性大发。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 1960年的饥饿，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已经是一个模糊的幻影——这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没有战乱和大旱大涝的年代，竟然发生过这样的灾难。
　　
　　　　1998年，曾经亲身经历了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9月他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位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穷人的经济学家”的学者在书中分析了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系和规律。
　　
　　　　在饥荒分析领域，他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传统观点认为饥荒最重要的解释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时候是惟一的解释。阿马蒂亚·森在研究了近现代史上孟加拉国、爱尔兰、中国、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发生的饥荒后得出的结论是：“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农作物的歉收的发生并非独立于公共政策，即使农作物歉收了，饥荒也可以通过认真的再分配政策来抵御”。
　　
　　　　1958到1960年，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和河东的定西地区是重灾区。在杨显惠仔细读过的《通渭县志》(1990年版)第三编中有这样的记录： “1959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县是一个28万人口的中等县，3年大跃进过去，仅剩18万人口——7 万人死亡，3万人外流。80年代修志时，编撰者把这次惨烈的饥荒单列一章撰述，因为省地方志委员会的干预，他们不得已将这一章取消，而将其内容散布于各章之中，同时使用了“人相食”这样不那么刺激的语言。《通渭县志》的编撰者们认为，县志若不能反映那次灾荒的惨烈，他们就无颜面对全县的父老乡亲。
　　
　　　　这样的编撰者更激起杨显惠写作的勇气。
　　
　　　　《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饥饿的绝境”，在这绝境中，他又写到两位特殊的母亲。
　　
　　　　1959年，孤儿殷占岭的娘把他14岁的二姐叫到一个窟泉跟前去，说窟泉底下有藁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来。二姐下去了，娘再没往上拉她，二姐就饿死在窟泉里了。
　　
　　　　娘为啥把二姐哄到窟泉里去呢？二姐饿得皮包骨头，走路都摇摇摆摆的，有一天二姐饿得受不了啦，钻进糜子地里摘糜子吃，叫队长看见了，队长就叫食堂把三口人的饭停掉了，不给汤了。队长还跟娘说，你把那个丫头要管一下哩！三四天过去了，队上还是不给打汤，眼看着一家人都要饿死，娘就把二姐丢进窟泉去了，“没办法，我娘搞到一口吃的要先顾我呀，我是二娃子呀，千方百计要把我的命保下，要我顶门哩 ……可是队长又把这事反映到大队去了，说我娘把我二姐推到沟里绊死了，我娘被抓起来游斗，判了二十年，我娘为我把监狱蹲下了……1971年，我娘提前释放了。她手里还拿着两个在火车上买的面包，没舍得吃，给我拿来了。”
　　
　　　　母亲去世后，朋友说，有条件去城里头生活，这个山沟里有啥蹲头！殷占岭说，我的老娘埋在这达了，我想守着我的老娘纪念我的老娘哩。
　　
　　　　也是1959年，孤儿土宝宝的大妹子饿死了。有一天，娘和小妹子突然不见了，他问村里的人，才知道娘改嫁了，嫁的人就在村上，能吃上饭。村里的人看他可怜，东家给一口汤，西家给一口汤，再就是在麦场上抖麦草，拾粮食颗颗，把草垛垛翻遍了，有时一天能抖出一二两，有时一颗粮食也抖不出来。有一次，草垛塌了，把两个娃娃压死了，也没人来找，没人来救一下……后来才进了孤儿院。14岁从孤儿院回来，土宝宝想起自己受的苦，一直没有认娘。直到要娶媳妇了，他进了娘的家，叫了一声娘，说我看你来了。娘正在喂猪，看见土宝宝，听见孩子喊他，啪嗒一声，手里的猪食盆掉在地上，哇的一声哭了，双手蒙住了脸，放声大哭，哭得站不起来。
　　
　　　　土宝宝也有了孩子，这已是1980年。土宝宝问娘：家里咋个相？娘说，好了，吃饱了。娘又问他：你那里咋个相？他说好着呢。娘说，好就好，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现在一家人又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但我始终相信，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就在为了孩子能去孤儿院有口饭吃、把自己吊死的母亲身上，就在光景好了还守在山沟里、想陪着去世的老妈妈纪念老妈妈的儿子身上，就在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身上……经过饥荒，有个老妈妈说，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现在一家人又起来了。我觉得，这也是希望。”杨显惠说。
　　
　　　　如今，在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的旧址之上建起了定西县医院，从前儿童福利院的痕迹几乎找不到了。从这里走出去的孤儿大多是沉默的，在杨显惠的再三询问下，他们依然闪烁其词。但杨显惠还是顽固地做着这件事，一次又一次走在采访的路上。
　　
　　　　他自嘲“我是个笨人”，但或许当今中国文坛不缺少“聪明人”，惟独缺少“傻子”——“我没有多么伟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笔记录自己视野中的那个时代，给未来的历史研究者留下几页并非无用的资料。这也是我从事写作的动力。”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王笃若　　　　　　　　
　　
　　【 阿波罗新闻网2008-03-01讯】

谢谢草原君转贴来的翔实史料，这扇毛太祖的饿殍门迟早有清算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