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赟：天下思想与现代性的中国之路（节选）

二、现代中国的自身经验与儒家天下思想的新开展

毫无疑问，现代中国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在特殊历史情境下建构起来的实在。这个建构过程本身就孕育了现代中国的自身经验，这个经验本身其实是对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既存的儒家思想在新的时代历史状况下的新的运用与展开。
所谓现代中国，区别于传统中国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一个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主权性的范畴，它要求将领土、主权和人民作为一个国家的“所有物”来理解。所谓的不可侵略、神圣不可侵犯的等等语词，都是这种法权意识的表达。 五四运动之前的陈独秀尚不知中国是众多国家之一国这一在今日连三岁小孩都耳熟能详的现象， 说明了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巨大差异。严格意义上说，古代中国是通过天下思想而得以矗立起来的一个文化形态与文明形态，而不能仅仅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来理解。与今日不同，国家不是现实政治生活的中心，也不是人们政治想象的依托所在。从荀子开始，就存在着一个分辨国与天下的思想传统，相对于国家，天下展示了一个更为宏阔的政治文化境域，这与希腊的邦国以及由邦国空间扩展而形成的帝国都不太一样。在这个大的脉络来看，可以说，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变是一个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的过程。这一点，列文森在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已经有所论述，他的论述后来成为一个支配着现代中国兴起的主导性想象图景。 在《从民族国家到天下：天下思想的未来遗产》一文中，我对这个图景展开了质疑。 当然，并不能说这个描述不正确，而是指这一线性的历史演进描述或者两个阶段的替代性描述虽然揭示了历史过程的主导性面向，但同时也掩盖了历史过程的复杂性。我的意思是，在这个被描述为从天下所代表的文明形态向着民族国家的主权中国的演进过程中，天下并没有完全，也不可能、不应该消失，或者被替代，而是作为民族国家兴起的一个“背景域”或者“边缘域”而存在，以至于这个动态的边缘域与处在中心的民族国家也时时处在动态的交互过程之中，并不时地进入到中心事物的自身规定性之中，从而深刻地影响化育了现代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征。这个特殊性征在很多现象上有所表现，例如与天下相关的大同思想进入到社会主义论说中，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朝向后国家时代的思想形态，不期然地被运用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去，从而使得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从一开始就被某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所推动，以非民族国家的话语动员进行民族国家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的话语，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的话语，等等，都是如此。在它们之中，隐藏着儒家传统的天下思想意识的参与。由于天下思想意识在背景视域中的推动，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自身内部发生的革命（民族国家内部的革命），而同时包含着世界革命的内容。按照斯大林与***之间的协定，社会主义中国与社会主义苏联有个世界革命的分工，欧洲的革命由斯大林主管，而***则主要领导亚洲的革命。中国革命没有像欧洲的现代兴起那样，将自身之外的世界降低为自由经济的猎取肥料与殖民对象。这与近年来“民族复兴”的论调相比，似乎显示了更宏大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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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是有意思,但某些关键地方不是很清晰,比如:"边缘域"或背景域"内涵不够明晰.关键概念内涵不明晰说明这里面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进一步理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