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人”和“坏人”的成见》

《关于“好人”和“坏人”的成见》
从工2008-3-14
受了“解放后”半个多世纪党的教育，关于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多半已经有了十分根深蒂固的印象。当然，经过30年前一场拨乱返正的改革开放，有些好人坏人的标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拨乱返正”。但对一个人的评价，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只能是依靠史料，而且主要依靠公开的史料。所以有些历史人物虽然盖棺却仍未定论，就是因为公开的史料太少或太假，尚有很大的讨论余地。不过有些历史人物似乎并没有很多争论，例如下面列举的两位：一位尚未接王储位就不幸夭亡，虽无立大功的机会，同时倒也没有行大恶的条件，只给世人留下一个老实吧唧的忠厚印象；一位所见史料多多，几乎可以说是坏人里的坏人，又谁见过他值得一提的好事的？
拜互联网之福，终于浏览到了对这两位的“反评”，转贴上来供大家一瞥！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的另一种解读
——作者：大雪

***是多子之人。杨开慧生育了三个儿子，贺子珍生了十个子女，江青生了一个女儿，但存活成人的，只有两子（岸英、岸青）两女（李敏、李纳）。岸青有精神病，身体健康的岸英就成了毛的唯一希望。关于毛岸英的生平，资料很少，其实他从苏联回国后到在朝鲜牺牲，也有近五年的时间，应该留下一些事迹才对。武立金著《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作家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提供了毛岸英的不少资料，尽管作为主旋律文学，作者着力于歌颂毛岸英的超凡品质，特别将援朝牺牲这一段作为华彩乐章，但还是提供了大量历史事实。长期阅读官方宣传材料，使我们养成了一种去伪存真的能力，学会透过人为的光环，注意书中有意无意透露出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才是最真实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汇总、分析这些难得的资料片段，我们看到了一个接近真实的毛岸英。

一、来去随意，做工作浅尝辄止

毛岸英1946年初回国，到1950年10月赴朝，近五年多时间里，似乎没有比较稳定地从事过什么工作，正式披露的工作经历，都是短短的几个月甚至几十天。并且行动自由，没有什么“单位”的约束。

比较著名的一个经历是上“农业大学”。毛岸英刚回到延安，***要求他跟随农民劳模吴满有学农活。这段日子，其实只有五十多天，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乡村夏令营而已（p122），但后来凡提起毛岸英，都要大书特书这一段。

进北京后他的工作岗位是中央社会部（中国克格勃）部长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在这个岗位上，他似乎也很散漫。按说秘书工作是非常忙碌的，通常没有自己的时间。但毛岸英在1950年5月初有一次悠闲的长沙探亲。“这次南下是公私兼顾，他随苏联代表团来到武汉，给李克农当了几天翻译后便匆匆赶往长沙探亲”。（p7）

在韶山，乡亲毛贻泉找他要帐，说是30年前***欠下100大洋至今未还。毛岸英没钱，找省委书记王首道“借钱”还上了（p11）。一次探亲扫墓，他竟然盘桓了一个多月，直到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李克农要秘密访苏，发电报来催，他才回京。回京的时候，这个28岁的青年干部乘坐软卧列车，“毛岸英品尝一口杯用长沙水泡出的君山毛尖茶，然后仰坐于沙发上，开始翻阅当天的报纸”（p9），这估计是湖南省委提供的特殊交通安排。从向省委书记借钱、住省委招待所、坐软卧这些情节，可以看出毛岸英此行公开打了“父皇”旗号，而党政大员也丝毫不敢怠慢这位第一公子。

赴朝之前，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做党总支副书记，这是毛岸英比较正式的一个工作履历，是毛岸英闹着要去工厂的情况下，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按说此时韩战已经爆发，社会部无论是情报工作还是对苏联络都非常繁重，他为什么要离开部长秘书的岗位，去一个完全不能发挥自己俄文优势的北京机器总厂呢？这本书没有揭开这个迷团。从1950年8月中旬到10月8日，他在北京机器总厂只干了不到两个月（p18）。10月8日他跟彭德怀去东北，没有向厂里作任何交待；10月14日随彭回京，次日即将再赴东北、朝鲜，他才匆匆到工厂交待说社会部有任务，他要去工作一段时间（p85）。

将近五年时间，我们看到毛岸英的工作岗位飘忽不定，没有看到他在哪方面做出扎实的业绩来。

二、赴朝出于政治需要，只准备三五个月就回来

毛岸英赴朝是自己提出的，还是***的旨意？书中记述，10月5日，中央决定了派兵援朝之后，***对卫士小李有一番对话：“我积极主张抗美援朝，我的儿子不去，谁还能去？我想把岸英交给彭德怀，一起去朝鲜打仗，你看好吗？”毛又说“跟彭德怀同志在一起，学些军事知识，对他的将来会很有用的。”（p36）当晚或次日晚，***叫回岸英：“今天，我让你回来，就是想和你谈谈当兵的事”（p43）。可见，岸英参军赴朝，是***做出的一个安排。其出发点，一是表示带头，二是为了岸英的“将来”。

毛岸英到朝鲜干什么，也是***安排好了的。10月7日，聂荣臻打电话给***报告说：“彭老总明天就要带他的一班人马去沈阳开展工作了，可是他的俄文翻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毛说“那就不用找了，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p54）可见毛并不想让岸英上前线，而是细心地替他考虑了既安全、又能掌握核心情况的岗位。

毛岸英当时作了多长时间的打算？书中没有正面说。但他在向岳母张文秋告别时说过“多则半年，少则三月”（p96）；他的衣服、被褥、书籍还在北京机器总厂没有收拾，他说，“先放在这儿吧，我还要回来的”（p85）。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情节是，1951年1月2日，此时***还不知道岸英牺牲，“正在看文件的***听说叶子龙来了，头不抬眼不动地说：‘子龙，我正要找你呢！把岸英调回来吧，你看他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p251）此时距毛岸英“报名参军”，不到三个月，距赴朝才两个月零十天。如果他没有牺牲，凯旋回京，正好应了他对岳母说的“短则三月”。

三、爱炫耀，性情浮躁

毛岸英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总共待了34天，但大家都知道他是***的儿子。本来他的身份是保密的，但他自己基本上逢人就说“不错，我的父亲是毛主席”（p194），毫不忌讳。他平时腰里挂着一支小手枪，遇到人问时，就拔出来说“这支手枪有点来头，是斯大林赠送的呢”。大家惊羡道“你去过苏联？见过斯大林？”他就开始介绍在苏联呆了十年，参加苏联红军打到柏林，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斯大林送他手枪并问他为什么不找个苏联姑娘做妻子等等。（p210）试想，这一番经历，别说一般干部战士，就是彭老总，也望尘莫及呀。给工农出身的战友们讲这些，是其炫耀性格的典型表现。

其实，他所谓的苏联红军生涯，如同他的农民大学、工厂书记一样，也是浅尝辄止的经历：“1943年，毛岸英被保送到莫斯科列宁军政大学学习，考虑到他是***的儿子，苏军破例授予他中尉军衔。一年后，他又进入苏军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最高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毛岸英被任命为坦克连指导员，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p17）屈指算来，这时已经是1944年底或者是1945年初了，而攻克柏林是1945年4月30日，所以说毛岸英这一段战争生涯最多也只有半年天气。而且由于“中苏两党有一个协议，不让中共领袖的孩子参战”（p17），故“坦克连指导员”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四、对“志司”首长颐指气使

第一次战役之后，毛岸英与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有一次对话：
“梁军长，你那里要人不？我到你们军去行不行？”
“你想干什么？把你安排到作战科行不行？”
“要是还在机关工作我还到你那儿干什么？在志司作战室不是一样嘛！”毛岸英不以为然地说。
“那你想……”梁兴初不解地问。
“我想下基层！”毛岸英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从营长干起，你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好家伙！梁兴初为之一惊，他被毛岸英这股子气势给镇住了。……谁知彭老总是怎么打算的？只好支支吾吾地说：“那好，那好……”
“你答应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什么时候去报道！”毛岸英认真了起来。
“我是求之不得，只怕彭总不放你走，下面危险大哟！”梁说。
“你去和彭总讲一讲嘛！就说我有打仗的经验，我在苏联打过仗，参加过卫国战争。”
“和彭总讲，那我可不敢……说梁兴初你怎么挖我的墙角？那我可吃罪不起。”
“嗨，你们怎么都怕彭老头？”毛岸英一捋袖子，“好吧，我去找他谈”。（p159）

这哪里是司令部的一个小秘书与主力军军长的对话？“不以为然地说”、“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一捋袖子”，这几个动作形像地反映了当时毛岸英的心理状态。而面对一位高级将领，称全军统帅为“彭老头”，并非无知，而是无畏——“只缘身在最高层”啊。

另一件事，“毛岸英和彭德怀下棋，经常为悔一步棋而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事后其他首长委婉地劝说他不要这么认真，要让彭总下棋后心情放松才能更好地指挥作战（p136)。过去看过一个回忆录的描述是，毛岸英当场说“他M的彭老总你又悔棋啦”，彭则笑呵呵地赖帐，洪学智则在身后用腿碰毛岸英，示意他尊重彭总。两相印证，毛岸英在彭的面前，基本上是“童言无忌”，并不把彭当首长对待。

最典型的事件是书中151页的记载。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主持第一次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实为最高作战会议。会上彭发火痛骂了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说出“违反军令，按律当斩”的狠话来，全军高级将领俱噤若寒蝉之际，彭德怀开始布署第二战役的打法：“我的意见是先退，我们的主力从现阵地后撤三十至五十公里，让麦克阿瑟以为我们怕他。这样，他就会更猖狂，造成前军突出，我们就可以寻隙穿插，分割包围……”这时，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毛岸英“离开会议桌直走到彭德怀对面，指着作战地图慷慨陈词：‘我看应该向南进攻！兵书上说：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敌人不是跑了吗？不是败了吗？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而要后退呢？’”所有的与会者都大为诧异，私下议论说“那个小翻译胆子不小，竟敢在彭总发火的时候说三道四，这样重要的会议，哪有他讲话的资格？”此时的毛岸英，显然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秘书兼翻译，而把自己当成了监国的太子或者是钦差大臣。

五、生活散漫，违反防空纪律导致丧生

毛岸英好睡懒觉，在书中有多处反映。“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毛岸英不禁心中自责‘日上三竿我独眠，太不应该了。’”（p70）作战室主任张养吾回国前给毛岸英的临别赠言是“按时起床、按时就餐、按时防空”（p201）。在支部会上，作战处副处长成普提意见说“有一次毛岸英起床晚了，我们等他去吃早饭，没想到刚端起饭碗飞机就来了，我们四个人被堵在屋子里，只好一个人蹲在一个墙角落，像块奠基石。”（p202）

毛岸英牺牲是在11月25日。此前志司为防空袭，“作出了三条规定：一是天亮前一定要吃完饭，二是天亮后不准冒烟，三是都要疏散防空。”彭德怀也强调“你们这些年轻人要注意防空，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该进洞而不进洞的是纪律问题”（p218）。

当天早上毛岸英由于晚起床，又没有吃上早饭。“躲在防空洞里的毛岸英伸头看了一下天空，还不见飞机的影子……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了”。十点过后，毛岸英对高瑞欣说要回作战室，高说“等一等吧，警报还没解除呢”，毛岸英说“不用怕！我看飞机一时来不了，就是来了，哪会偏偏炸中这个地方。当年***的飞机经常轰炸延安，可爸爸忙于工作，就是不进防空洞……不也没事嘛！爸爸的榜样，儿子不学谁还去学。”（公然违纪，都要打“爸爸”的旗号，这样的公子哥真够志司首长头痛的。）说着毛岸英已经冲出了防空洞，高瑞欣等只好跟着他到作战室热饭。（p220）

可惜毛公子没有“爸爸”那么好的运气，11点多，美军四架B-26轰炸机掠过大榆洞上空，马上又返回，是否因为看到了毛岸英热饭的炊烟，不得而知，但这一次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准确地命中了作战室。幸存者成普事后说，“当时毛岸英正在炉子旁吃东西，我在门外看到飞机正在扔炸弹，就喊快跑，可是毛岸英和高瑞欣都钻在桌子底下躲炸弹……要是早跑出来也许就没事了。”（p247）

可见，这是一次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由于毛岸英违反防空纪律，不但导致志司作战室被轰炸，自己身亡，而且连累优秀的机要参谋（周恩来语）高瑞欣牺牲。

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出生，5岁离父，8岁失母，在学习知识和形成世界观的最重要阶段，基本上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其中至少有五年是在上海流浪，直到十四五岁时被送去苏联。后天的不足使他在知识和性格上存在一些缺陷，也就是不足为怪的。但官方的宣传在神化***的同时，对毛岸英也进行了神化，误导我在很长时间里都认为毛岸英是个完美的革命青年，甚至认为如果他不牺牲，将可以成为制衡江青的因素，不致于让文革发展到那样的程度。感谢武立金先生，他提供的这些生动真实的细节，让我们对毛岸英有了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毛岸英在朝鲜不出意外，对他在后来中国社会的作用，也不能有过高的期望。


《突然想起了戴笠》

突然想起了戴笠，在夜里，一个人点一支烟，困坐书城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人，恶魔的化身，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万死不足以赎其罪。长大一点，看了沈醉、文强等人的书，又知道这个人，非但残暴，而且品德败坏，好色奸滑，是蒋家王朝的一只忠实走狗。但是，再长大一点，却见到了章士钊先生在这么个大魔头、大特务的葬礼上，写下的一幅心情复杂的挽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等后人评。

于是开始怀疑。

找来戴笠的遗像。中年人，有点书生气，长方脸，眉毛很浓。穿的是中山装，也看不出有多大架子。反而，倒是眉头轻锁着，象有几分疲惫，又象有很重的心事。那张像片摄于1939年，中华大地，抗日之战，正如火似荼的时候。

戴笠原名戴春风，生于1897年5月28日，江山一个薄有田产的普通家庭。5岁丧父，母亲一人含辛如苦地将他抚养成人。所以终戴笠一生，对老母恭敬孝顺之至。13岁，以第一名身份考入文溪高等小学，17岁，又考入全省最好的学校，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但入学不久，却因意气用事，报复学监夜夜穿皮鞋查房，打扰学生正常睡觉，而至使被开除出学。

这是戴笠平生最大的转折，有时候我会不禁想到，如果当时，没有这么个插曲，17岁时的戴春风，按着他优秀学生的路走下去，中国近代史上，会不会就此多出一个文人或优秀文人，而少了一个名动天下、也毁誉遍天下的情治怪才？

他的第二个转折点在1926年。那一年，三十而立、却一事无成的戴春风，第一次听到了那几个改变他一生的字：革命朝气在黄埔。

26年9月，取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 黄埔军校的校长，正是蒋介石。

后来的事，历史上零零散散的，记录得很清楚。乃君乃臣，从此，一直到46年的飞机，从历史的天空中堕落为止，那个曾经梦想“希圣希贤希豪杰”的少年，一步步成为近代史上，一抹浓郁的血腥味的源头。我常常猜测这一对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单纯的利益结合？还是其他？

但从戴笠平生的言行中，我所能看到的，却只是象在忠实地再现着春秋战国的那个慷慨悲歌的年代，再现着那些无双国士们的一句座右铭：人以国士之礼待我，我以国士之礼待人。

起始，为了北伐收集情报，他常一人一骑，奔走四方。以至当时共事的同学徐亮回忆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而抗战军兴，已是位高而权重的特工首领，却坚守在淞沪战场，白天在前线一边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一边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每天晚上，还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他却乐此不疲。

抗战后期，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治系统，检查工作。而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悬赏之上。如果仅仅为了私利，那么任谁也不会这么拼命。命都没了，还谈何利益呢？

小时候看的书常说戴笠的军统反动，暗中投降日本，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戴笠曾最器重过的老部下，沈醉。但同样是这个沈醉，在将老长官面谱化、妖魔化得一无是处时，却又情不自禁地承认，“对戴笠的私人感情，却总难以割舍”，以至偷偷去南京灵谷寺的戴笠墓上祭奠。

我不知他面对老长官的墓碑时会是什么样的情感。我只知道，这个后来成了政协委员的老军统，在言论渐渐自由了的90年代后，一旦遇到有人说***不抗日、军统不抗日时，他就会很和蔼，但同时很坚决的给予纠正，特别是关系到戴笠时。

他曾很婉转地举例来挽回他以前书中对老长官的扭曲处：“淞沪抗战之前，***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的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这是沈醉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写下的一点文字，和5、60年代的说法迥然不同。而论及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一些他烂熟于胸的数字，也终于敢拿出来讲了：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仅为4万5千余，死亡率高达40%，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再回过头来说戴笠。这几年书看得越来越多，对这个人的感觉也就越复杂。也许，单纯地给他贴上一个魔头的牌子，用唾骂来代替思考会是一件很写意的事，但是，能想象一个没有情报系统的国家吗？一个没有情治的国家，凭什么来从事现代化战争？而情报工作本身，又决定了它的从事者，是无从循规蹈矩，守纪守法的。特务这个名词，或许已在国人心中扭曲了，丑化了，却终究是难以或缺的。

更何况，被妖魔化了的军统，在戴笠的时代，主要工作对象是军阀和日本人，而不是***。那时，对付***的，主要是中统。或许，后世对他的垢病，主要因为他是一个敌对政权中，一个系统的杰出者，代表者。而至于这代表者本身如何，却很难还他以本来面目了。

46年，戴笠撞机身亡。

蒋介石以“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来降，风云变幻痛余心”挽之，并在祭文中道：惓念时艰，深哀吾党，唯君之死，不可补偿！

小窗幽坐，想着这些尘封在故纸堆里的往事。死者逝矣，其中的是非对错，大约也早已无从说得清了。聊以七律一首，祭奠这个毁誉难定的民国故将军：

　 　将军未许到白头，风雨戴山今亦愁。
　　　板荡三呼椎独奋，鞠躬五间策纡修。
　　　千秋功罪千秋定，一代兴亡一代忧。
　　　诸是诸非今已矣，盖棺毁誉莫强究。

关于小毛，我只知道这个人是吃蛋炒饭吃死的。

翻案帖或许能澄清一些历史事实，但对形成健康的历史观是帮倒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