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新村運動

（三）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原因。韓國光復後的初任總統李承晚上台後就開始為提高農民收入制定了計畫，只是因為政府財源拮据和政局不穩無法推行。朴正熙執政初期也面臨過同樣的問題。他上臺不久就倡議「再建國民運動」，但沒得到多少農民支援。60年代中後期，政府又開展了第二次農村振興運動，即實施農漁民所得增大特別事業，在全國各地因地制宜引導農民發展畜牧養殖、海水養殖、養蠶、種植果實、煙草、蔬菜等事業。農民收入來源開始實現多元化。

　　隨著技術的進步，農業部門的生產率也大大提高。如「統一號水稻」推廣後，單位面積產量由1964年的每段步（991.3 m2）231公斤提高到1975年的383公斤。11機械化的逐漸普及增加了人均可耕作面積，彌補了農村人口減少帶來的人力不足問題。在增產的同時，為保障農民收入的提高，政府一直實行高穀物價格政策。1964年的米價是1960年米價的2.42倍，大麥價格增長了3.11倍。直到此時城鄉收入基本保持在同一水準。然而從1965-1967年，政府實行了三年的限制糧食價格增長的政策。從上表1、2中可以看出，此間農民收入迅速減少，城鄉收入差距隨之擴大。政府又不得不恢復高穀物價政策，從1968-1975年，政府收購穀物的價格平均每年增長24.8%，農民收入增長速度超過了同期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12實際上，不僅穀物價格是這樣，其他農產品價格水準也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準。如果以2000年100為基準計算，工業產品的價格由1965年的300下降到現在的80～90，相反，同期農產品的價格由30～40上浮到120～130。13

　　新村運動期間，農民家庭收入增加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非農收入的比重逐漸擴大。如1962年時，非農收入只有農業收入的18.9%，1970年增加到24.9%，1980年則猛增到40%（見表1）。非農收入主要來源於新村運動建設工程出工勞務費、生產特化事業、新村工廠建設和在城市企業工作的家庭成員的匯款等。工業化的迅速發展不僅吸納了大量農業人口，還帶動了原材料供給農戶的收入增長。1973-1979年，農村企業雇傭人數增加4倍，支付工資額約增加55倍，農民戶當增加收入3萬2千圓。14

表 3　韓國農村人口變化



資料來源：韓國統計廳網站15

　　農村人口在相對減少的同時，其絕對數也在快速遞減。這才使得韓國農村舊村莊逐漸消失，戶均耕地面積進一步擴大，從而收入也相應提高。從韓國新村運動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農業現代化和城市化完全是工業化帶動的，這一點始終是不能忘記的背景，否則新村運動只能是個空洞的運動。

　　（四）韓國新村運動的社會作用。新村運動的作用主要不是體現在經濟上，而是其他方面。一是通過「勤勉、自助、協作」的新村精神教育最大限度地激發了國民，特別是農民的潛力，使他們很快適應工業化社會發展的要求。二是通過新村事業確實改善了農村的居住環境。全國的草頂房都換成了現代房頂，建設了道路、橋樑、排水設施、水井，通上了電、電話，看上了電視等。新村運動全面鋪開後，還啟發了全民遵守法律秩序、保護環境和綠化城市、生活垃圾分離清除、形成健康的消費習慣、共同發展等市民意識。三是對韓國草根民主和地方自治的發展有推動作用。16新村運動通過各種組織積極動員男女老少參與到如何建設家園的討論中去。特別是新村教育過程中，官民同吃同住，不僅提高了國民的平等意識，也強化了官員的責任意識，有利於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的發展。

　　新村運動中的農村改良事業到70年代末基本結束。此後，運動主要轉向社會志願服務。全國共有200萬新村家族深入基層無償幫助鄰里和地域社會。17如今，新一代新村運動領導人努力使新村運動在國內發揮引領「國家統合」的作用。他們還致力於包裝新村運動，使其進一步商業化和全球化，作為第二波「韓流」為韓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　新村運動的成功要因與存在的問題

　　新村運動具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值得中國學習，在推行過程中出現過很多的問題，同樣值得注意。

　　（一）新村運動成功的要因。韓國新村運動是在特定的時代下產生和推行開來的。如果將新村運動推延到80年代初實施的話，恐怕難以取得同樣的效果。綜合看，新村運動成功推行有以下幾個因素：1.最高領導人的持續關注；2.政治安定和條件創設，包括資材和資本投入；3.各種企劃力量和組織管理；4.村民組領導人的能力和獻身精神；5.在外部高速成長的衝擊下，國民一致擁有擺脫貧困的欲求和參與自助事業的意志；6.地方官吏對新村運動的熱心支援；7.較高的國民教育水準，特別是對新村運動指導者為主的社會指導層的教育強化。18

　　確實，新村運動的成功在於農民有擺脫貧困的意志和官民齊心協力的努力，而不是靠天天學習宣傳和搞形式主義的檢查、報告。朴正熙一直說自己是貧農的兒子。上臺之初他就提出了「重農第一政策」口號，主要內容是，整頓農漁村的高利債，免除困難農民的土地所得稅，發放營農資金，救護絕糧農民，制定《農地開墾法》，強化農協，設立里洞組合和農村振興廳，維持農產品的適當價格和銷路等。朴正熙經常深入田間地頭，親自指導新村運動，甚至在夫人被刺身亡第二天就投入到新村運動中去。他要求部長、教授和企業家同農民一起吃飯、學習、跑步、討論，接受新村教育，國民深受感化。

　　在此基礎上，政府的財政支持則起了決定性作用。從1971-1984年，新村運動共投入物品總量達7兆2000億韓圓，年均5177億韓圓。其中總額的57%是政府投資，32%由民間團體出資，居民只負擔11%。從用途上看，生產性投資占22.2％，所得增大占42.8%，居住環境占27.5%，精神啟發占2.8%，城市和工廠新村運動占4.7%。19有了實實在在的實惠，村民當然更願意參與美化村莊事業。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新村運動的偶發性和政治性註定其展開過程中會出現很多問題。朴正熙被害後，新村運動內在的問題暴露更多。盧泰愚和金泳三政府基本上中斷了對新村運動的投資。

　　韓國新村運動在推行過程中暴露的主要問題有：1.新村運動政策過於簡單劃一，教育指導上也沒區別對待，忽視了各個地域的、地理的特殊性。2.政府為鼓勵競爭，有意根據各村的成果將他們劃成三類，即自立村、自助村和基礎村。政府對業績好、被評為自立村的，則追加投資。為獲得檢查人員的好評，業績主義和形式主義隨之泛起。3.過於依賴政府。1970年代的新村運動是政府主導下的一場從上到下的「官唱民隨」運動。從對各個村子的資金投入、新村教育到各級指導機構的設立都是政府行為。結果，不僅運動過分依賴政府，還產生了一系列腐敗事件。官僚機構重疊和財政浪費也很嚴重。4.知識層和指導層參與不足，沒有發揮應有的表率作用。新村運動缺乏綜合計畫，特別是理論研究滯後和不足。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懷疑和批判新村運動。5.新村運動的基層領導人水準太低。20

　　從整體上看，韓國農村已得到比較協調發展，但它仍然是韓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塊「軟肋」。21朴正熙政府要求村民全面更換房頂等美化新村事業，超越了當時農民的承受能力，而在「維新體制」下，又無人膽敢違抗，不少農民因此背上沉重的債務。僅1974年，平均每戶農民的債務就增加了近一倍，且一直上升。2001年，韓國農民戶當債務達20,375,908韓圓，超過了當年的主營農業收入（表1）。農村兩極分化也很嚴重。據韓國農村經濟研究院統計，2003年處於上位20%的農村家庭年均收入是6217萬韓圓，處於下位20%低所得家庭年均收入僅503萬韓圓，差距達12.3倍。22

　　韓國國民對農民和農業的歧視遠未消除。留在農村務農的青年男子婚姻一直是個問題，很多人乾脆拋棄農村到城市打工。如今留在農村的主要是逐漸失去勞動能力的老人。

四　他山之石 如何攻玉

　　目前世界上已有70多個國家關注和學習韓國新村運動的經驗，一些志願者也紛紛前往這些國家作現場指導和培訓。但迄今為止，還沒有看到哪個國家學習新村運動取得成功。那麼中國應該從具有36年歷史的韓國新村運動中學習什麼，如何學習？

　　（一）中韓國情與農情比較。上世紀70年代的韓國和目前的中國確實在某些方面具有近似性，但仔細比較就會發現兩國差異性遠遠超過同質性。從大的方面說，中韓兩國同屬儒家文化圈。歷史上韓國借鑒了很多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有的甚至延續至今。兩國都山多地少，以米麥為主食，人口密度高，農業人口比重大，農業主要依賴人力。僅就這些非本質的相似點，還不能下結論說兩國的國情、農情、文化、習俗和人文如有些學者說的「那麼相近」。23

　　韓國是個單一民族的半島國家，面積只有中國的1/99。中國有三十多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各地風俗習慣、地理狀況和經濟形態都不一樣，且地方保護主義非常嚴重。韓國是資本主義國家，建國後就實行了土地改革，財產私有。從文化上說，韓國一直以自己是儒家文化的正統為自豪，而且這種文化一直沒有中斷過。中國歷經大躍進和十年文革，舊的國民性從根本上被破壞，但新的國民性又沒能立起來。人與人之間缺乏最基本的信任。新村運動過程中，非政府組織和宗教團體也起了重要作用，中國目前還沒有如此多民間團體。

　　今天的中國農村在很多方面又優於70年代韓國的農村，如電、電話、廣播電視的普及率很高，鄉村道路也較發達。中國有農村發展的樣板華西村、大丘莊和江浙粵一帶富裕的農村。中國今天的工業化程度和教育水準也遠高於70年代的韓國，積累的資本更有利於展開新農村建設。但是，中國的不利因素也更嚴重。 2005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3255元，當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0493元，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例高達3.22:1。24不僅城鄉差距這樣，地區差距更具危險性。中國的收入差距之大已經到了嚴重影響社會安定的地步。中國農村基層官僚腐敗和效率低下的程度也是70年代的韓國公務員想像不到的。因此，簡單地說「韓國的新村運動非常適合於我國的農村建設與發展」並不妥當。25

　　（二）學習什麼，怎樣學習。研究韓國新村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擴大視野，對照尋找自身的不足，從而更理性地研究和實踐中國的新農村建設。

　　第一，要進行系統的理論研究。中國是個有幾千年歷史的農業大國，擁有豐富的農村建設經驗和教訓。如二三十年代，傑出的思想家梁漱溟先生積極從事鄉村建設和教育工作；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農村醫療制度；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等。國內外的鄉村運動理論和實踐都是新農村建設的理論基礎。新農村建設理論研究還必須放在全球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所有涉及三農的法律、制度和機制，如戶籍制度、教育制度、升學制度、就業制度、農產品定價、分配制度等等，必須消除妨礙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城市化的條條框框。

　　第二，要完善基層政權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的選出方式和組織結構。如果不能通過有效的方式選出真正願意和能夠帶領村民發展致富的基層領導人就不可能順利推動新農村建設。基層政府不僅需要切實精簡，還要拋棄一切官僚體制弊政和形式主義花架子，以保證政令、資金暢通。政府需將農民作為一個對等主體，組織供給各種農民無法得到的資源，如農業知識技術培訓，衛生健康培訓，公共設施建設，引進外來資本和資訊等。因為無論農民個體如何自發，這些問題都難以解決。

　　第三，農村現代化離不開工業化、資訊化、城市化和全球化。韓國新村運動時期統一建設的很多村莊如今都被拋棄，成為淒涼的無人村。中國要以更長遠的、跨越式的眼光看待農村發展規劃，否則今天韓國今天農村之痛即中國明日之弊。一位韓國學者曾憂慮地表示：看看韓國70年代的情況，就可以預測中國學習韓國新村運動10年後的樣子。對於10億農民沒有任何事前準備就實行新農村建設的話，反而可能是自滅之路。韓國模仿美國和德國等發達國家的新政，從而取得了驚人的經濟成長，相反也付出了農村破壞和社會不均衡等代價。中國模仿韓國的新村運動，會取得怎樣的發展，付出怎樣的代價？26

　　第四，充足的資金投入和徹底的資金使用監督。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發表的2006年 《農村經濟綠皮書》指出，推進新農村建設需要調整國家財政支出結構和固定資產投資結構，增加對農村的投入，進一步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公共設施建設和公共事業發展，改善農村生產條件和農民生活環境。27據統計，2005年，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只有0.5%。中國有能力以工業反哺農業，關鍵是落到實處，杜絕層層截留和欺上瞞下的形式主義。

　　曾任朴正熙總統經濟顧問，參與領導新村運動的朴振煥評價說：「新村運動是一場成功的農民運動。」28如今的中國已經超越了搞運動的時代背景，單純說教不能振興農村經濟。我們必須用經濟手段，通過新農村建設這個載體，認認真真地實踐和示範。一個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定會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