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五：日本人眼里的败战之日还是终战纪念日？

——小森阳一谈“玉音放送”

编者按∶2003年８月15日，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的专著《天皇的玉音放送》由五月书房出版，立即在日本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并引起中韩两国学界和出版界的注意。一年之后的2004年８月15日，该书中文版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中文版译者为陈多友先生，书后附有董炳月先生撰写的解说文章《平成时代的小森阳一》。10月上旬，董炳月先生又就与《天皇的玉音放送》相关的问题对小森阳一先生进行了书面采访。在抗战胜利60周年到来之际，《书城》将董先生采访记录的译文发表于此，以飨读者。文章正题是编者所加。

董炳月∶当代日本社会在“向右转”，而大著《天皇的玉音放送》出版之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是耐人寻味的。大著的发行量现在是多少？您如何解释大著受欢迎的原因？您如何评价日本读者的理解力与判断力？
小森阳一∶在战后日本社会中，特别是在新闻媒体中，“象征天皇制”问题一直是被默认为“禁忌”的。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改订前后，右翼组织对表现“天皇制”问题的作品采取了恐怖行动。1961年2月，对于深泽七郎用幻想式的讽刺描写皇室的《风流梦谭》，右翼少年制造了袭击该书出版社中央公论社社长岛中鹏二的家、导致二人死伤的事件。而且，针对大江健三郎以1960年10月12日刺杀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少年为模特儿的小说《七少年》第二部《政治少年之死》，也进行了类似的攻击。在这种状况下，“象征天皇制”问题成为在市民层面上无法进行讨论、也无法进行深入思考的领域。“天皇制”问题即使成其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也未曾成为政治性的主题。
我并没有进行特别的“严厉的道德批判”的打算。如果说与至今为止的相关历史著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在于∶针对从前仅仅是将昭和天皇的《终战诏书》作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文件来定位，我在自己的书中，是追问在该诏书中怎样的认识被言语化，通过这种追问的形式将内在于文本自身的思想与历史事实作为问题。
即，区别在于，是将其作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文件、作为总体性的事件来对待，还是用将文体包含在内的形式对文本自身进行分析性批判。就是说，历史学的史料是文件，是用言语记述的文本。在该文本之中，各种各样独自的意识形态内在于其中。作为文学研究者所应发挥的功能，即在于是否能够将历史性的文件作为语言文本进行批判性分析。《天皇的玉音放送》一书的构想，就在于其分析始自将《终战诏书》作为言语文本来对待。
日本社会在右倾化，这是事实。其重要原因在于泡沫经济的崩溃与冷战结构的解体同时出现在日本面前。自由民主党所进行的政权独揽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政治界为了组织执政党联合政权而重新组合，在野党的执政党化在进展，还有企业多国籍化的财界的要求，两大保守正党体制成为追求的目标，在这种状况下，使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派兵随时随地成为可能的体制正在确立。
在失去了既得权益、被剥夺了经济安全感的中产阶级当中，尽管对于国内的不满在高涨，但政府拿不出有效的对策。为了将那种不满转移向国外，那种以北朝鲜、中国为假想敌的排外主义式的民族主义便充斥了日本的主流媒体。但是，与此相反，从基层开始，市民层面的运动也在前所未有地高涨。就我本人而言，最近几年的状况是每逢周末都应邀到全国各地去讲演。
在这种状况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学者，自觉地、主动地站在了与美国中心式的全球主义对抗的立场。所以，在知识人当中，过去未曾有过的广泛联合在形成，与市民的共同行动在大范围地开展。但是，由于主流媒体对此不进行报道，所以就形成了从外部看来惟有右倾化引人注目的状况。《天皇的玉音放送》以数万部的发行量在刊行，我认为这一事实表明了日本社会并非清一色右倾化。
构思《天皇的玉音放送》一书的契机，在于对“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历史教科书进行批判。“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目的，在于美化近代日本在海陆两军大元帅天皇的名义下进行的侵略战争，免除天皇的战争责任。在近代以前的历史叙述当中，关于天皇的记述大量出现，多到了不必要的程度，尽管如此，在明治之后，有关天皇的记述几乎不出现。
将对天皇战争责任的免除直接与免除国民的战争责任、加害责任、战后责任直接相连，使国家过去的历史成为值得自豪的历史，这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目的所在。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让在过去的侵略战争中受到巨大伤害的中国人和韩国人知道日本人自身对于日本侵略战争的责任文体持有怎样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中韩两国也迅速地翻译、出版了拙著。
到目前为止，《天皇的玉音放送》在日本已经发行了将近五万部。从前，我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大学生或研究生为读者对象从事著述活动，但由于《天皇的玉音放送》的出版，读者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前读者反馈卡寄回出版社的状况不多，但对于《天皇的玉音放送》，许多读者反馈卡回到了出版社。
读者反馈卡的绝大部分，来自作为士兵实际体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以及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女性们。其反响内容的半数以上，是说战后一直觉得天皇的战争责任没有被明确追究，现在读了《天皇的玉音放送》，觉得自己的感觉是正确的。
这表明了在战后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的战争责任是怎样一直被作为禁忌的。我想拙著是发挥了打破禁忌的作用。
董炳月∶大著中文版是在2004年8月15日出版发行，而你为中文版所写的序言后面注明的日期也是2004年8月15日。请具体说明一下特意使用“8月15日”的用意。
小森阳一∶战争因1945年8月15日正午播放的天皇的“玉音放送”而真正结束了吗？日本这个国家从此获得新生了吗？－－我长期对此怀有强烈的、深深的疑问。执著于“8月15日”的原因即在于此。
不是将每年的“8月15日”作为败战之日、而是作为“终战纪念日”进行表象，这是日本主流媒体的实际状况。我对此怀有强烈的抵触感。我认为“8月15日”这个日子象征性地显示了日本在亚洲必须承担的两个方面的责任－－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
我为了揭穿昭和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所进行的对历史的歪曲，所以撰写了《天皇的玉音放送》这本书。那不仅是对“8月15日”之前的历史的歪曲，也在日本战后史当中造成了歪曲。因此我重视“8月15日”这个日子。
董炳月∶您在大著中文版序言中将美国总统小布什比喻为日本天皇。这是个很有启发性的比喻。能否做进一步的解释？
小森阳一∶显然，“9·11”之后的美国在布什政权的引导下，在将宗教与政治密切联系起来的同时，努力强化了排外式民族主义。战后的日本以美国为榜样实现了经济成长，于是在美日两国的关系中仅仅是日本的“美国化”被强调。但我认为也必须对该问题的反面进行历史性的审视。
也可以认为，1950年代“麦克·阿瑟主义”统治下的“肃赤”，是与战前日本“治安维持法”对共产主义者的镇压采取同一模式进行的。近代天皇所拥有的对于军队的统帅权与战争中对待死者的祭祀权合为一体的时候，能够发动战争的民族主义得以确立。就是说，现在的布什政权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力量。按照我的判断，那里存在着新的全球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
董炳月∶大著出版之后，日本著名右翼知识人之一的秦郁彦在2004年1月号的《诸君》杂志上发表文章，对大著进行批评。您如何看待这种批评？如何看待目前日本右翼知识分子的现状及其在日本社会发挥的功能？
小森阳一∶秦郁彦对于《天皇的玉音放送》一书的“批判”是极其情绪化的。这说明他有在事实的层面上无法对拙著进行反驳的弱点。
不仅如此，如果试图肯定日本的侵略战争的话，首先就必须批判现在日本的统治阶层所长期推行的追随美国的政策。这里存在着日本右翼知识人士的根本性矛盾。
就是说，继续原封不动地追随陷入战争泥潭的美国、从而证明过去的战争的正当性是不可能的。这一日本右翼知识人的矛盾，完全是由昭和天皇在战后对待美国的态度直接造成的。为了不被苏联或中国作为战犯送上远东军事法廷，而与麦克·阿瑟勾结，这是战后昭和天皇的实际情形。麦克·阿瑟是为了其占领政策而利用日本天皇。右翼知识人不希望被人触及的矛盾的根源即在于此。
董炳月∶您最想对中国大陆知识界传达的信息是什么？
小森阳一∶为了改变现在这种美国独吞世界式的全球化的走向，中国、韩国与日本必须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探求东北亚社会新的共生关系。现在的小泉纯一郎政权声称将继续进行被法院判决为违法的靖国神社参拜，这是对上述东北亚社会应当追求的目标的逆反。这终究是一种继续追随美国、试图在美国的霸权之中成为小帝国的没有前途的路线。
历史认识问题被国家所操纵、被作为各国国民民族主义的手段来使用，不能给我们民众阶层的人带来任何利益。重要的是，相互发挥自由的批判精神，与此同时在民众层面上而非国家层面上，共同生产出有利于形成连带、共生关系的历史认识。在这方面，希望《天皇的玉音放送》一书能够成为一个契机。
（本采访得到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林少阳先生的协助，谨此致谢）
原载《书城》2005年8月号

小森阳一∶为了改变现在这种美国独吞世界式的全球化的走向，中国、韩国与日本必须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探求东北亚社会新的共生关系。

很多韩国人和中国人不太愿意配合。

共同体空间的重构造很漫长,不只是三国问题,中国内部也有巨大的差异,很难整合.
作为一个设想提出来,至少对于解决东亚问题提供了一些思路.
目前东亚合作,中日都表示了一些兴趣.

在民族间的旧账没有算清前，超民族的视野还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