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就《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的出版答记者问
韩东:就《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的出版答记者问
韩东访谈(根据录音整理)
时间:2008年3月4日下午
地点:南京半坡村酒吧
南都周刊:《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构思的?
韩东:我现在基本的频率是两年一本书。01年开始写《扎根》,03年出版。然后歇了半年,《我和你》是05年出版。这本书应该是07年下半年出版,因为我最后截稿是6月份,后来是出版社方面的原因,拖到最近才出版。这本书的启动,启动不一定是开笔,是指开始思考和收集材料,这个应该是05年下半年到06年初的事。
南都周刊:从构思开始就进入写作的状态了吗?比如生活上更规律了。
韩东:没有。就是感觉这个事开始了,其他的事情就靠边。大量的时间用于阅读、想,这个是花时间的。这个我一般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吧,看有关的书,阅读资料。然后再开笔。
南都周刊:你说的有关的书,是指和你要写的题材接近的书?
韩东:各方面准备吧。一个是围绕你写的东西,比如我写的是70年代前后的事,那些东西你得看。熟悉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实际上我是经历过那段的,但写作不能完全凭记忆。还有当时的氛围,你要沉浸到里面去。所以,当年有关的回忆录、历史材料你都得看。还有农业生产知识,你也要了解。它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这些东西你都要回过去再看。当然你还得看小说,看别人的小说,不是别人写知青的,别人写知青的我一本都没看。我是说,你得看一些小说,让自己预热。从写什么到怎么写,这些问题你都得思考。实际上就是一个边阅读边思考边做笔记的过程。这个阶段应该还是比较舒服,别的事进来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做,然后再回来。实际从开笔写一稿到最后完成,这个时间每本小说也就大概一年吧。加上前面的准备时间半年,之后写完了要歇半年,你不能刚写完这个就开始准备下一个,这样人会觉得太紧张了,这样算下来一本书需要两年时间。目前这三本书基本上是这个规律。
南都周刊:预热是每次都选择同一个作家,还是根据所写题材不同各有选择?
韩东:不。这和你现在的想法是结合到一块儿的。你比如我下面的一本长篇,我前面的准备工作肯定要加强,我觉得以前还是太潦草,因为我下面要写的这个长篇,怎么说,比较起伏跌宕,比较曲折,跟以前的东西不一样。当我写《英特迈往》的时候,我就想到下面的一本。很多对小说的认识啊,当然你无法在这本小说里落实了,那么你要到下一个小说里去落实。
南都周刊:下一篇要写什么?
韩东:现在还没启动,目前的想法是写知青,但是在方式方法上,不是像以前的小说。可能大家从《扎根》到《英特迈往》,觉得方式变化不大,实际上我每次都觉得变化很大。下一本从怎么写的角度讲,现在我就要看大量的畅销书。只是从怎么写的角度讲,材料是另一回事,我要看大量的畅销书。
南都周刊:比如什么?
韩东:比如说,我刚看了一本《追风筝的人》。我看了以后觉得写的比较差。但是我觉得畅销书里面肯定有好的。这不意味着我想写一本畅销书。我想强化一个意识,就是今天的读和写是一个什么关系。这样有一些书会被纳入我的视野。当然中国作家写的畅销书我肯定不会看。因为他们写的就是畅销,为了畅销而畅销。没有方法在里边。比如那些工业化比较成熟的国家的电视剧,他们有方法在里面。中国的电视剧有时候火了,有时候不火,它没有方法在里头。不是他们写的好和坏的问题。
南都周刊:但是中国也有不少作家写一本畅销一本,他们也没有方法?
韩东:他们有方法,但他们是中国方法。我的目的不是畅销。因为从小说原初的东西看,比如《三言二拍》、古典的话本小说,那时候就没有什么严肃小说和畅销小说之分。小说就是一个下里巴人的东西。
南都周刊:但那时候的小说都挺畅销的。
韩东:都很畅销,没有分别。分别是今天的,我觉得这个隔阂要打破。这种打破不是说,你去迎合一些低级的东西,但是在低级汹涌澎湃的情况下,你也不能够赌气。赌气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要不畅销,我就是要让你们不懂,就是要写得不好看。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不关心阅读,不关心别人读我的书的反应,不关心读者,这是不成立的。
南都周刊:这个观念是一直以来都持有的吗?
韩东:实际上,一直都持有这个观点。你看我的诗歌和小说,在阅读上不制造障碍。你看中国的先锋小说,它写得比较“高级”,阅读障碍对他们来讲可以说是不得以而求其次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强化了这种毛病,变成了他们的优势。在我看来,好的书是没有这个分别的。不是说雅俗共赏,而是说哪怕你只有一个读者,你也不能说你只是为自己而写作的。像罗兰·巴特说的,有的小说是可写的小说,给很多人找到了依据,只要他能写,只要他自个儿痛快,哗啦哗啦就完了,这个他认为是最高境界,但我肯定是反对这个的。你看不起芸芸众生,看不起市场大众,但你至少知道有一些人喜欢你,你有一些潜读者。我以前讲自己的写作理想的时候,我说成为经典并不是我的理想。朱文当年说他的理想就是,像西班牙诗人洛尔迦一样,他的诗歌在小酒吧里都有人弹唱。我觉得也很美,但我的理想是说,你写的这本书,如果说多年以后,有一个很敏感的青年,得是男青年,不能是女青年,女青年容易被文学以外的东西所迷惑,在一个图书馆的角落里,他发现了你的书。他也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偶尔一翻之下,读进去了,越读越喜欢,然后时间就渐渐过去了。写作至少需要寻找一种认同,至少是一种一对一的关系,说得肉麻一点,就是灵魂对灵魂的关系。别人不知道你是谁,但通过读你的书,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实际上,我在读和写上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在现在中国这个气氛里,容易造成误解,你一谈到阅读的时候,人家会认为你是不是市场至上?这种判断我觉得太粗糙了。文学本身是一个好东西,有魅力的东西,但光你自己认为好,像强迫症一样,这是没有意义的。我总在想,能不能写一本比我现在的书读起来更令人兴奋的作品?
南都周刊:有没有一个标准?
韩东:比如库切的《耻》,太棒了!它就是读和写之间没有隔阂。谁都能读懂这本书,它不给你制造任何障碍,而且它那么简洁,那么舒服,那么曲折,故事性很强,但又那么有深度。一般的人能读到一些东西,你想深究也有深究的东西。
南都周刊:对比同样是写下放生活的《扎根》,《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有何不同?
韩东:朱庆和写过一篇文章,这个我没有意识到,但他这么说也有道理。他说,《扎根》写的是亲情,《我和你》写的是爱情,《英特迈往》写的是友情。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意思,当然我自己是不自觉的。
南都周刊:那下一篇会是什么情呢?
韩东:下一篇?下一篇可能是色情。(笑)
南都周刊:在某种程度上,《小城好汉》摈弃了情节推进的思路,而更像是在给每一个人物立传。每一个人都有独立的故事,每个人的故事又在大背景中“交叉跑动”。这种叙述方式是不是和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有关?
韩东:知道这书特别有名,但没读过。有一个书你可能看过,我倒特别喜欢,完全是这种方式的。
南都周刊:《米格尔大街》?
韩东:对。它就是一个人一个故事这样下来。但我这个在结构上并没有单纯地一个人一个人这么写下来。
南都周刊:后面开始以时间为轴了。1978、1979、1980……
韩东:对,时间。《米格尔大街》是很好,但问题在于单薄,如果作为短篇小说集,它是可以的。
南都周刊:《英特迈往》写了很多人物,但主要刻画的是朱红军、丁小海、张早三个少年三十多年来的命运。但你的野心似乎并不仅限于此。就像君特·格拉斯的《我的世纪》,在历史里剔出个人命运。你的落脚点是小人物还是大历史?
韩东:到底是通过人物写出了这段历史,还是通过这段历史写出了这些人物,我也说不清。
南都周刊:这两者你更关心哪一个?
韩东:我肯定是更主要写命运。命运和历史像两股绳索编织成一个东西。
南都周刊:那你觉得《英特迈往》中人物和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
韩东:有着时代合理性。但说非得如此,不见得。我写到后来速度加快了,这些年都写到了。你可以感觉到,尤其是这些年,它是一个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年代。比如张早,书上是写他最后名利双收,他如果没有成功也有可能。丁小海发了一回财,又败落了,但他由一个万元户变成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也是有可能的。朱红军是不死也得死。这里写的是传奇,但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再普通的一个人,如果你了解他的一辈子,或者一段时光,只要作为一个人,都是千辛万苦的。释迦牟尼说,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个体都要经历的,只要一个人的命运得以展开,让别人知道,你都会觉得不容易。实际上,我想写的也是这个。我要写传奇,写英雄,写好汉,我不必选张早、丁小海他们去写。但我认为,只要展开,它里面就有传奇。延伸开去,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南都周刊:这里还有一个英雄主义的问题。
韩东:我显然不是在写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好汉,这里面如果说有一点英雄气质的,也只有朱红军。我对通常意义上的英雄没兴趣。所以朱红军最后以一个流氓犯的身份被枪毙了。因为他的英雄气质,在这个社会里没有立足之地,在我的理解里,他也必然死去。如果他没死,成就了一番事业,那我也就不会写他了。
南都周刊:为什么?
韩东:在我看来,每一个人都从事着艰苦卓越的生存之战,每个人都是生存英雄。只有文学,只有小说,它可以为这些芸芸众生做传。就凭这一点,我就热爱文学。
南都周刊:对于不少80年代就出道的作家,外国文学资源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他们写作的动力和来源之一,你平时接触的外国文学多吗?
韩东:我是78年读大学,82年大学毕业。在我们学艺的时候,就是80年代,接触了大量的翻译作品。实际上,我们学艺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这些年读的很少了,非常少。
南都周刊:现在是因为小说观念定型了,所以读得少了吗?
韩东:现在一个是时间问题,一个是读物也多起来了,不像以前那么跟踪追击了。库切,我很喜欢,他的书能弄到的都看了。帕慕克,只看了《白色的城堡》,看了一半,觉得写得不好,没看。问了问别人,说《我的名字叫红》写的也不好,也没看。现在就是这样。
南都周刊:你曾说,在三十年的写作过程中,一直在追求突变,三十年的写作过程是否沉淀出了一条变化的脉络?你是否有意无意地走向了某个方向?
韩东:要变化就要有根本的变化,或者内心的变化。在实战当中,你有内力,你练功夫,它就自然会有变化。不要迷恋技术手段,它可以当作一种专注的方式,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文学这里。如果说我对后来者有什么忠告的话,就是大量阅读,不要有任何偏见,喜欢的读,不喜欢的暂时不读,然后每天写,曲不离口拳不离手。然后可以研究技术手段,各种手段都可以尝试,但不要认为哪种手段可以通吃天下。另外一个,在最玄乎的地方可以下功夫。最玄乎的地方不是说让你去读哲学。现在很多作家说,要提高素质,要读哲学,这是扯淡。我说的是“生而为人”的问题。想光凭哲学让作品深刻,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是一个深刻的人,你的作品自然就深刻。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作品就会最终呈现出什么样。所以像中国作家、中国文学界***大师,我觉得有点荒唐可笑。他们以为把大师作为了标准和目标,去拼命努力就能成功,就像奥运会夺金牌一样。而所有真正的大师,他的焦点、他的焦虑都是在文学之外的。你比如说鲁迅,鲁迅是不是拼命想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不是拼命想写出最好的文学?
南都周刊:好像他在日记里焦虑的都是每天的进帐、开销。
韩东:他焦虑的是国民性、民族存亡。他焦虑的这个东西是大于文学的。你像卡夫卡,是大师吧。但是卡夫卡他写作从来不自信,他也从来没有说过,我要获诺贝尔文学奖。再比如,陀斯陀耶夫斯基,他焦虑的是宗教上的问题。一个作家仅把焦虑放在文学上,是一个目光短浅的行为。只有你不想成为大师,才可能成为大师。
南都周刊:你焦虑的是什么?
韩东:我说过,就是“生而为人”。人活这辈子为了什么?这是有关真理的问题。你干吗非得成功?成功也得死,不成功也得死,都一样。你要想认真对待活下去这件事,理解“生而为人”,只要你想认真的时候,会把你逼疯掉的。因为现实的一切都是说不通的,我们自圆其说,欺骗一下,然后过我们的日子。所以文学这个东西,说到底是一个副产品。它是一种安慰,和看足球一样。但是现在很多人把文学设置成一个到顶的东西,如何高尚,如何牛逼。实际上,一个人写作了一二十年,他对文学的看法是会变的。比如,我年轻的时候,把文学当作一种精神上的高度,甚至是信仰。但现在,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它只意味着养家糊口。但我恰恰觉得,只有现在这种对待文学的态度,才能写出好东西。
南都周刊:现在文学圈里有这样一种现象,写诗歌的瞧不起写小说的,写小说的又瞧不起写诗歌的。
韩东:完全没道理。我觉得任何形式之间的瞧不起都没有道理。比如写严肃小说的瞧不起写畅销小说的,写电影的瞧不起写电视剧的。任何行当里都有干得好的,干得不好的,这种行业偏见没道理。
南都周刊:当年你从诗歌写作转入小说写作,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偏见?
韩东: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我这是一种逃跑,觉得小说有钱赚。有个说法叫写诗“挺住就意味着一切”。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诗只要你一直挺着在那儿写,不管你写的怎么样,只要老出现你的名字,一直挺在那儿,一个平庸之辈也能成为大师。这就是现实。你要是谋生活的话,我当然可以告诉你,挺住就是一切。写不了硬写,反正假以时日,最好能像巴金那样长寿,你就成了大师了。
南都周刊:现在诗歌在你的生活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
韩东:诗我肯定还会去写。但写不出来的时候,不去硬写它。但肯定还会去写,因为诗我还是能感觉到它的魅力。
南都周刊:你刚才说,小说可以为小人物,为芸芸众生做传。这和当下文坛盛行的“底层写作”、“平民化写作”是一个意思吗?
韩东:他们那个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他们按阶级概念、社会地位把人分成底层的、上层的。百分之九十是底层的,百分之十是上层的。这个完全是扯淡。我的意思是,至少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都要烟消云散、默默无闻,但是他们和千分之一的人是一样的,都是生存英雄。我讲的是众生平等,不是煽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仇视。他们那个暗含着仇恨、怨恨的意思,我这个没有怨恨,我只是说,他们没有机会,但是他们一样是英雄,是好汉。
南都周刊:但还是容易混淆。简单地讲,你所说的就是芸芸众生都是平等的?
韩东:对。我以前写过一个中篇叫《花花传奇》,一只猫我写了四万字。不是因为这只猫是农民工,所以写了四万字。(笑)这个东西,你讲的没错,容易混淆。
南都周刊:现在写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韩东:过去是谈恋爱,现在是结婚,靠这个养家糊口。
南都周刊:如果不必赚钱,你会和文学离婚吗?如果以后不写作了你会做什么?
韩东:和文学离婚?有这个可能。但和文学离婚是一个什么情景,我还没想过。
南都周刊:最后,请谈谈对当代文坛的看法吧。
韩东:第一,江山代有才人出。第二,这些人,这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在哪里?不知道。不是现在叫嚣得最厉害的,不是现在被权威们锁定的,或者名流们看好的,那都是扯淡。就像转世灵童一样,他在转世,是在一个村子里,还是在一个山沟里,还是在一个皇帝之家,不知道。但是,我认为确实已经转世了,说不定现在已经80岁了。我的意思是,和年龄没关系。第三,我觉得,一流的作品、一流的人物永远都是名声之外的,而那些有一流名声的人物和作品,实际上都是二流的。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适应这种环境、这种混乱进行写作。其它的,像体制的问题、市场的问题,要求它改善,要求它承认,这都是一厢情愿的。因为这个格局基本变不了。只有大的环境改善了,文学环境才可能改善。
时间:2008年3月4日下午
地点:南京半坡村酒吧
南都周刊:《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构思的?
韩东:我现在基本的频率是两年一本书。01年开始写《扎根》,03年出版。然后歇了半年,《我和你》是05年出版。这本书应该是07年下半年出版,因为我最后截稿是6月份,后来是出版社方面的原因,拖到最近才出版。这本书的启动,启动不一定是开笔,是指开始思考和收集材料,这个应该是05年下半年到06年初的事。
南都周刊:从构思开始就进入写作的状态了吗?比如生活上更规律了。
韩东:没有。就是感觉这个事开始了,其他的事情就靠边。大量的时间用于阅读、想,这个是花时间的。这个我一般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吧,看有关的书,阅读资料。然后再开笔。
南都周刊:你说的有关的书,是指和你要写的题材接近的书?
韩东:各方面准备吧。一个是围绕你写的东西,比如我写的是70年代前后的事,那些东西你得看。熟悉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实际上我是经历过那段的,但写作不能完全凭记忆。还有当时的氛围,你要沉浸到里面去。所以,当年有关的回忆录、历史材料你都得看。还有农业生产知识,你也要了解。它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这些东西你都要回过去再看。当然你还得看小说,看别人的小说,不是别人写知青的,别人写知青的我一本都没看。我是说,你得看一些小说,让自己预热。从写什么到怎么写,这些问题你都得思考。实际上就是一个边阅读边思考边做笔记的过程。这个阶段应该还是比较舒服,别的事进来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做,然后再回来。实际从开笔写一稿到最后完成,这个时间每本小说也就大概一年吧。加上前面的准备时间半年,之后写完了要歇半年,你不能刚写完这个就开始准备下一个,这样人会觉得太紧张了,这样算下来一本书需要两年时间。目前这三本书基本上是这个规律。
南都周刊:预热是每次都选择同一个作家,还是根据所写题材不同各有选择?
韩东:不。这和你现在的想法是结合到一块儿的。你比如我下面的一本长篇,我前面的准备工作肯定要加强,我觉得以前还是太潦草,因为我下面要写的这个长篇,怎么说,比较起伏跌宕,比较曲折,跟以前的东西不一样。当我写《英特迈往》的时候,我就想到下面的一本。很多对小说的认识啊,当然你无法在这本小说里落实了,那么你要到下一个小说里去落实。
南都周刊:下一篇要写什么?
韩东:现在还没启动,目前的想法是写知青,但是在方式方法上,不是像以前的小说。可能大家从《扎根》到《英特迈往》,觉得方式变化不大,实际上我每次都觉得变化很大。下一本从怎么写的角度讲,现在我就要看大量的畅销书。只是从怎么写的角度讲,材料是另一回事,我要看大量的畅销书。
南都周刊:比如什么?
韩东:比如说,我刚看了一本《追风筝的人》。我看了以后觉得写的比较差。但是我觉得畅销书里面肯定有好的。这不意味着我想写一本畅销书。我想强化一个意识,就是今天的读和写是一个什么关系。这样有一些书会被纳入我的视野。当然中国作家写的畅销书我肯定不会看。因为他们写的就是畅销,为了畅销而畅销。没有方法在里边。比如那些工业化比较成熟的国家的电视剧,他们有方法在里面。中国的电视剧有时候火了,有时候不火,它没有方法在里头。不是他们写的好和坏的问题。
南都周刊:但是中国也有不少作家写一本畅销一本,他们也没有方法?
韩东:他们有方法,但他们是中国方法。我的目的不是畅销。因为从小说原初的东西看,比如《三言二拍》、古典的话本小说,那时候就没有什么严肃小说和畅销小说之分。小说就是一个下里巴人的东西。
南都周刊:但那时候的小说都挺畅销的。
韩东:都很畅销,没有分别。分别是今天的,我觉得这个隔阂要打破。这种打破不是说,你去迎合一些低级的东西,但是在低级汹涌澎湃的情况下,你也不能够赌气。赌气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要不畅销,我就是要让你们不懂,就是要写得不好看。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不关心阅读,不关心别人读我的书的反应,不关心读者,这是不成立的。
南都周刊:这个观念是一直以来都持有的吗?
韩东:实际上,一直都持有这个观点。你看我的诗歌和小说,在阅读上不制造障碍。你看中国的先锋小说,它写得比较“高级”,阅读障碍对他们来讲可以说是不得以而求其次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强化了这种毛病,变成了他们的优势。在我看来,好的书是没有这个分别的。不是说雅俗共赏,而是说哪怕你只有一个读者,你也不能说你只是为自己而写作的。像罗兰·巴特说的,有的小说是可写的小说,给很多人找到了依据,只要他能写,只要他自个儿痛快,哗啦哗啦就完了,这个他认为是最高境界,但我肯定是反对这个的。你看不起芸芸众生,看不起市场大众,但你至少知道有一些人喜欢你,你有一些潜读者。我以前讲自己的写作理想的时候,我说成为经典并不是我的理想。朱文当年说他的理想就是,像西班牙诗人洛尔迦一样,他的诗歌在小酒吧里都有人弹唱。我觉得也很美,但我的理想是说,你写的这本书,如果说多年以后,有一个很敏感的青年,得是男青年,不能是女青年,女青年容易被文学以外的东西所迷惑,在一个图书馆的角落里,他发现了你的书。他也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偶尔一翻之下,读进去了,越读越喜欢,然后时间就渐渐过去了。写作至少需要寻找一种认同,至少是一种一对一的关系,说得肉麻一点,就是灵魂对灵魂的关系。别人不知道你是谁,但通过读你的书,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实际上,我在读和写上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在现在中国这个气氛里,容易造成误解,你一谈到阅读的时候,人家会认为你是不是市场至上?这种判断我觉得太粗糙了。文学本身是一个好东西,有魅力的东西,但光你自己认为好,像强迫症一样,这是没有意义的。我总在想,能不能写一本比我现在的书读起来更令人兴奋的作品?
南都周刊:有没有一个标准?
韩东:比如库切的《耻》,太棒了!它就是读和写之间没有隔阂。谁都能读懂这本书,它不给你制造任何障碍,而且它那么简洁,那么舒服,那么曲折,故事性很强,但又那么有深度。一般的人能读到一些东西,你想深究也有深究的东西。
南都周刊:对比同样是写下放生活的《扎根》,《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有何不同?
韩东:朱庆和写过一篇文章,这个我没有意识到,但他这么说也有道理。他说,《扎根》写的是亲情,《我和你》写的是爱情,《英特迈往》写的是友情。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意思,当然我自己是不自觉的。
南都周刊:那下一篇会是什么情呢?
韩东:下一篇?下一篇可能是色情。(笑)
南都周刊:在某种程度上,《小城好汉》摈弃了情节推进的思路,而更像是在给每一个人物立传。每一个人都有独立的故事,每个人的故事又在大背景中“交叉跑动”。这种叙述方式是不是和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有关?
韩东:知道这书特别有名,但没读过。有一个书你可能看过,我倒特别喜欢,完全是这种方式的。
南都周刊:《米格尔大街》?
韩东:对。它就是一个人一个故事这样下来。但我这个在结构上并没有单纯地一个人一个人这么写下来。
南都周刊:后面开始以时间为轴了。1978、1979、1980……
韩东:对,时间。《米格尔大街》是很好,但问题在于单薄,如果作为短篇小说集,它是可以的。
南都周刊:《英特迈往》写了很多人物,但主要刻画的是朱红军、丁小海、张早三个少年三十多年来的命运。但你的野心似乎并不仅限于此。就像君特·格拉斯的《我的世纪》,在历史里剔出个人命运。你的落脚点是小人物还是大历史?
韩东:到底是通过人物写出了这段历史,还是通过这段历史写出了这些人物,我也说不清。
南都周刊:这两者你更关心哪一个?
韩东:我肯定是更主要写命运。命运和历史像两股绳索编织成一个东西。
南都周刊:那你觉得《英特迈往》中人物和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
韩东:有着时代合理性。但说非得如此,不见得。我写到后来速度加快了,这些年都写到了。你可以感觉到,尤其是这些年,它是一个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年代。比如张早,书上是写他最后名利双收,他如果没有成功也有可能。丁小海发了一回财,又败落了,但他由一个万元户变成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也是有可能的。朱红军是不死也得死。这里写的是传奇,但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再普通的一个人,如果你了解他的一辈子,或者一段时光,只要作为一个人,都是千辛万苦的。释迦牟尼说,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个体都要经历的,只要一个人的命运得以展开,让别人知道,你都会觉得不容易。实际上,我想写的也是这个。我要写传奇,写英雄,写好汉,我不必选张早、丁小海他们去写。但我认为,只要展开,它里面就有传奇。延伸开去,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南都周刊:这里还有一个英雄主义的问题。
韩东:我显然不是在写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好汉,这里面如果说有一点英雄气质的,也只有朱红军。我对通常意义上的英雄没兴趣。所以朱红军最后以一个流氓犯的身份被枪毙了。因为他的英雄气质,在这个社会里没有立足之地,在我的理解里,他也必然死去。如果他没死,成就了一番事业,那我也就不会写他了。
南都周刊:为什么?
韩东:在我看来,每一个人都从事着艰苦卓越的生存之战,每个人都是生存英雄。只有文学,只有小说,它可以为这些芸芸众生做传。就凭这一点,我就热爱文学。
南都周刊:对于不少80年代就出道的作家,外国文学资源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他们写作的动力和来源之一,你平时接触的外国文学多吗?
韩东:我是78年读大学,82年大学毕业。在我们学艺的时候,就是80年代,接触了大量的翻译作品。实际上,我们学艺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这些年读的很少了,非常少。
南都周刊:现在是因为小说观念定型了,所以读得少了吗?
韩东:现在一个是时间问题,一个是读物也多起来了,不像以前那么跟踪追击了。库切,我很喜欢,他的书能弄到的都看了。帕慕克,只看了《白色的城堡》,看了一半,觉得写得不好,没看。问了问别人,说《我的名字叫红》写的也不好,也没看。现在就是这样。
南都周刊:你曾说,在三十年的写作过程中,一直在追求突变,三十年的写作过程是否沉淀出了一条变化的脉络?你是否有意无意地走向了某个方向?
韩东:要变化就要有根本的变化,或者内心的变化。在实战当中,你有内力,你练功夫,它就自然会有变化。不要迷恋技术手段,它可以当作一种专注的方式,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文学这里。如果说我对后来者有什么忠告的话,就是大量阅读,不要有任何偏见,喜欢的读,不喜欢的暂时不读,然后每天写,曲不离口拳不离手。然后可以研究技术手段,各种手段都可以尝试,但不要认为哪种手段可以通吃天下。另外一个,在最玄乎的地方可以下功夫。最玄乎的地方不是说让你去读哲学。现在很多作家说,要提高素质,要读哲学,这是扯淡。我说的是“生而为人”的问题。想光凭哲学让作品深刻,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是一个深刻的人,你的作品自然就深刻。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作品就会最终呈现出什么样。所以像中国作家、中国文学界***大师,我觉得有点荒唐可笑。他们以为把大师作为了标准和目标,去拼命努力就能成功,就像奥运会夺金牌一样。而所有真正的大师,他的焦点、他的焦虑都是在文学之外的。你比如说鲁迅,鲁迅是不是拼命想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不是拼命想写出最好的文学?
南都周刊:好像他在日记里焦虑的都是每天的进帐、开销。
韩东:他焦虑的是国民性、民族存亡。他焦虑的这个东西是大于文学的。你像卡夫卡,是大师吧。但是卡夫卡他写作从来不自信,他也从来没有说过,我要获诺贝尔文学奖。再比如,陀斯陀耶夫斯基,他焦虑的是宗教上的问题。一个作家仅把焦虑放在文学上,是一个目光短浅的行为。只有你不想成为大师,才可能成为大师。
南都周刊:你焦虑的是什么?
韩东:我说过,就是“生而为人”。人活这辈子为了什么?这是有关真理的问题。你干吗非得成功?成功也得死,不成功也得死,都一样。你要想认真对待活下去这件事,理解“生而为人”,只要你想认真的时候,会把你逼疯掉的。因为现实的一切都是说不通的,我们自圆其说,欺骗一下,然后过我们的日子。所以文学这个东西,说到底是一个副产品。它是一种安慰,和看足球一样。但是现在很多人把文学设置成一个到顶的东西,如何高尚,如何牛逼。实际上,一个人写作了一二十年,他对文学的看法是会变的。比如,我年轻的时候,把文学当作一种精神上的高度,甚至是信仰。但现在,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它只意味着养家糊口。但我恰恰觉得,只有现在这种对待文学的态度,才能写出好东西。
南都周刊:现在文学圈里有这样一种现象,写诗歌的瞧不起写小说的,写小说的又瞧不起写诗歌的。
韩东:完全没道理。我觉得任何形式之间的瞧不起都没有道理。比如写严肃小说的瞧不起写畅销小说的,写电影的瞧不起写电视剧的。任何行当里都有干得好的,干得不好的,这种行业偏见没道理。
南都周刊:当年你从诗歌写作转入小说写作,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偏见?
韩东: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我这是一种逃跑,觉得小说有钱赚。有个说法叫写诗“挺住就意味着一切”。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诗只要你一直挺着在那儿写,不管你写的怎么样,只要老出现你的名字,一直挺在那儿,一个平庸之辈也能成为大师。这就是现实。你要是谋生活的话,我当然可以告诉你,挺住就是一切。写不了硬写,反正假以时日,最好能像巴金那样长寿,你就成了大师了。
南都周刊:现在诗歌在你的生活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
韩东:诗我肯定还会去写。但写不出来的时候,不去硬写它。但肯定还会去写,因为诗我还是能感觉到它的魅力。
南都周刊:你刚才说,小说可以为小人物,为芸芸众生做传。这和当下文坛盛行的“底层写作”、“平民化写作”是一个意思吗?
韩东:他们那个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他们按阶级概念、社会地位把人分成底层的、上层的。百分之九十是底层的,百分之十是上层的。这个完全是扯淡。我的意思是,至少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都要烟消云散、默默无闻,但是他们和千分之一的人是一样的,都是生存英雄。我讲的是众生平等,不是煽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仇视。他们那个暗含着仇恨、怨恨的意思,我这个没有怨恨,我只是说,他们没有机会,但是他们一样是英雄,是好汉。
南都周刊:但还是容易混淆。简单地讲,你所说的就是芸芸众生都是平等的?
韩东:对。我以前写过一个中篇叫《花花传奇》,一只猫我写了四万字。不是因为这只猫是农民工,所以写了四万字。(笑)这个东西,你讲的没错,容易混淆。
南都周刊:现在写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韩东:过去是谈恋爱,现在是结婚,靠这个养家糊口。
南都周刊:如果不必赚钱,你会和文学离婚吗?如果以后不写作了你会做什么?
韩东:和文学离婚?有这个可能。但和文学离婚是一个什么情景,我还没想过。
南都周刊:最后,请谈谈对当代文坛的看法吧。
韩东:第一,江山代有才人出。第二,这些人,这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在哪里?不知道。不是现在叫嚣得最厉害的,不是现在被权威们锁定的,或者名流们看好的,那都是扯淡。就像转世灵童一样,他在转世,是在一个村子里,还是在一个山沟里,还是在一个皇帝之家,不知道。但是,我认为确实已经转世了,说不定现在已经80岁了。我的意思是,和年龄没关系。第三,我觉得,一流的作品、一流的人物永远都是名声之外的,而那些有一流名声的人物和作品,实际上都是二流的。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适应这种环境、这种混乱进行写作。其它的,像体制的问题、市场的问题,要求它改善,要求它承认,这都是一厢情愿的。因为这个格局基本变不了。只有大的环境改善了,文学环境才可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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