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八十年代人物点评,虽然年过半百,但仍显才气,值得一看.

由伪君子 2008-04-19, 00:49

李劼

在80 年代北京文学圈里，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坛上，找不出一个比李陀更活跃比李陀更知名比李陀更悲剧的人物来。每每说到甚至想到李陀，总让人哀其境遇，怒其功利心。说他是文学那五，他却没有那五那样的旧贵背景；说他是文化草莽，他却的的确确是在北京红色贵族的圈子里长大的。说他很有文学的责任感使命感，他有时候像个文学玩票者。说他从来不把文学当回事，他却对文学热爱到了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文学。说他是个文学青年，他绝对是个文坛领袖，号称陀爷。但要说他是文学大家，却还没有写出一部经典大作。他有时跟人说话亲切随和，谦虚谨慎；有时突然变得高高在上，向所有他所见到或者没有见到的人们指手划脚。 ( http://www.tecn.cn )
要说李陀在是瞎闹，那绝对是误解。李陀的审美眼光，李陀的文化透视力，不要说一般的作家诗人，就是学贯中西的学者教授，可能都望尘莫及。他可以对李欧梵那样的教授耳提面命，可以给聂华苓那样的作家上文学课。这并非狂妄，而是他有足够的资本如此颐指气使。他的太太刘禾，也算是在美国学院里有点名气的人物，有着中国学人十分羡慕的美国大学终身教授的身份。但我相信，刘禾从李陀那里学到的，远远超过李陀从她那里习得的。李陀这种奇特的秉赋，除了天生的与众不同，也跟他传奇般的身世有关。 ( http://www.tecn.cn )
有位红色贵族之女写过一部叫做《山水相依—一个异国家庭的离合悲欢》的回忆录，其中涉及到李陀的身世。在回忆录里，李陀被称之为我们家的小哥哥。所谓小哥哥，是指她们家那个保姆的孩子。李陀九岁的时候，跟着母亲流落在北京城，形象跟《雷锋》电影里的小雷锋一模一样。但他比小雷锋幸运的是，他还真的碰上了好人。刚刚进城的那家革命者，出于一种对劳苦民众的同情，收留了他们母子俩。这本来确实是个非常动人的故事，无论是收留者还是被受留者，都会让人一掬同情之泪。然而，一种奇妙的反差，却同时落在了李陀的命运里。 ( http://www.tecn.cn )
这种反差的微妙在于，李陀既是佣人的儿子，或者说奴隶的孩子，但从理论上说，又是主人的儿子，即翻身当家作主说法上的主人。相反，收养他们的那家主人，在理论上却是人民的公朴。用一句现代汉语的语法逻辑作描述，李陀是作为仆人的主人家的一个作为主人的仆人的孩子。这种逻辑非常简单，又极其复杂。李陀被这个逻辑缠绕终身，一直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是主人还是仆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海子是被大而无当的诗歌意像所谋杀的一样，李陀被这个他永远也搞不明白的逻辑给困惑至今，如今好像依然活在这个逻辑的困扰里。 ( http://www.tecn.cn )
对李陀来说，这个逻辑不仅在他所寄居的主人家里出现，也同样在他所就读的学校里存在。他读的是红色的贵族学校，班上甚至整个学校里的学生，都是作为仆人的主人的孩子，唯独他一个，却是作为主人的仆人的儿子。等到他长大成人，走上社会，他发现他所居住的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到处存在着这样的逻辑谜语。而他这个作为主人家的仆人之子和作为仆人家的主人之子，则既是整个谜语的谜面，又是整个谜语的谜底。 ( http://www.tecn.cn )
活在这个谜语里的李陀，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确切位置，可是从来没有找到过。因为这个谜语要说有答案就有答案，要说没答案就没答案。关键全在于作为谜语本身的李陀，如何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方式。 ( http://www.tecn.cn )
假如撇开种种眼花缭乱的说法，李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边缘人。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从在北京这个皇城里的位置上，或者从整个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的架构里，李陀都是一个边缘得不能再边缘的人物。然而，他非常荣幸、也可以说非常不幸地处在了中心得不能再中心的城市里，中心得不能再中心的生活圈子里。 ( http://www.tecn.cn )
少数民族的血缘，不仅给了李陀聪明才智，而且还给了他一副相貌堂堂的仪表。不说让女人们人见人爱，至少不太会受到女人的冷落。李陀能让才貌双全的电影才女导演断然下嫁。他也能让主人家的公主，对他好感永存。那位回忆录作者在书中说起李陀时的声调，真是甜得不能再甜。一声小哥哥，叫得就像大观园里的哪个小女孩在呼唤着贾宝玉似的。由此也可以想见，作为谜语的李陀，有着如何不凡的个人魅力。 ( http://www.tecn.cn )
李陀不仅让女人对他着迷，也让男性朋友觉得他非常哥们。李陀待人热情起来，有着不顾一切的豪情满怀，从不让人怀疑他具有两胁插刀的侠气。记得那次在新时期十年会上，他力劝我上北京的那番诚恳，那番义气，把我感动得认定李陀是个好朋友。哪怕他转眼就在会上批评我如何如何，我也一点不计较。可能也是基于这样的义气，李陀推荐起文学新人和小说新作来，同样的不遗余力。 ( http://www.tecn.cn )
按说，李陀假如沉得下心来的话，认真思考，勤奋写作，不会做不成文学上的大业来的。远比他穷苦的莫言，都能闯入北京城里做出一番成就，更何况好歹还是在北京、并且是在北京的上流社会里长大的李陀。但李陀没有选择脚踏实地，而是稀里糊涂地成了一个文坛人物。他不顾自己作为一个边缘人的种种尴尬，吃力不讨好地但又不屈不挠地向话语中心挺进，扮演执掌话语权力的角色。 ( http://www.tecn.cn )
从整个所谓的新时期文学、或者说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一开始，李陀就很幸运进入了他的边缘人的中心角色和中心话语的边缘人角色。而且，他还同时站在两个边缘上，既站在文学的边缘，又站在电影的边缘。他一面呼吁现代派写作，并且还真的写了两篇习作《七奶奶》和《自由落体》；一面煞有介事地谈论长镜头理论，籍夫人张暖昕在电影界的影响，在电影界呼了一下风，唤了一阵雨。弄得电影界的人不知道他是文学界的何方神圣，文学界的人又被他的电影理论所迷惑，搞不明白《七奶奶》和《自由落体》中的镜头到底有多长。 ( http://www.tecn.cn )
但李陀的抱负显然不满足于在文坛和电影界仅止于如此呼唤，他的才智也不允许他停留在这样一种文学体操般的水平上。他需要更新的突破，而且历史也给他提供了这样的契机。1984年的年底，他在杭州会议上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活动家角色，把指导性的领袖角色和游说性的说客角色，同时演得活灵活现。假如他那年向当时《上海文学》的主编李子云女士推荐阿城的《棋王》时，还多少有一种李陀式的男性魅力在暗中悄然助阵，那么在杭州会议期间，他的成功完全建立在了众志成城和众望所归之上了。李陀在文坛上的真正地位，就是在那个会上奠定的。而李陀的文坛领袖感觉，也是从那个会上开始悄然滋生的。 ( http://www.tecn.cn )
那次会议以后的李陀，可谓一帆风顺，顺到了不需要写作任何作品，便可在文坛上教导这个、开导那个的地步。他推荐了无数个作家，无数篇作品。假如把他所推荐过的作家和作品列成一张名单和一篇目录，那么人们会十分惊讶地发现，这差不多就是整个80年代的新潮小说和新潮作家了。 ( http://www.tecn.cn )
然而，即便具有如此辉煌的推荐成就，无论是被他所推荐的作家，还是没有被他推荐过的作家，却没有一个在内心里把他当回事情，虽然有一些依然保留着对他的尊重，但大都已经公开地或者悄悄地弃他而去。他满心以为凭借推荐换来的尊重，可以使他的光芒变成永不消逝的电波。殊不知，几乎全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不要说桀骜不驯的马原，就是一度言必称李陀的余华，都忍不住原形毕露。那些文学小子，不是过河拆桥，就是上岸弃船，从而一次又一次地让李陀尝尽了从中心被不断抛回边缘的滋味。 ( http://www.tecn.cn )
这当中固然有许多世态炎凉的成份，但李陀所扮演的那种角色本身，让人难以肃然起敬。就好比走进剧场的观众，被一个殷勤的领票员领到自己的座位上之后，眼睛必然看着舞台，不会继续停留在领票员身上。所谓的指路人通常都是些被人遗忘的角色。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木心一针见血地描绘上海人的指路方式，通常简单到了动一动嘴唇、微微转动一下脑袋的地步。可是李陀却不仅把人领到人家的家门口，还要指望跟着人家一起走进去作客。那与其说是别人不懂得礼貌，不如说是李陀自己不识相。伯乐，伯乐，只有推荐过后赶紧转身走开，才能自得其乐。 ( http://www.tecn.cn )
这可能是作为主人家的仆人之子，李陀太需要他人的尊重，太在乎他人的尊重了。但尊重是不可求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必在乎。而且，李陀有时也分不清什么叫做尊重。就以我与他交往为例，他至今都没有感觉到我对他的尊重。我尊重他并非当面奉承他如何如何，也不是认同他变化多端的观点，而是始终怀念他当年推进新潮文学所作的努力，从而坚决不认同他对美国文明的过度反应。 ( http://www.tecn.cn )
记得我在《钟山》上发表了那篇《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之后，李陀专门为此写信给我，表示认同。除了不认同我对马原的评价之外。我当时虽然没有回信，但我一直没有忘记李陀的支持。因为对这篇文章作出如此反应的，也只有李陀。或者说，李陀是真正看懂此文的同行。这是李陀不同于其他文坛人物之处。他不仅对小说敏感，对文学评论敏感，对文艺理论敏感，而且还对文学思潮和文化动向，也具有他特独的敏锐。 ( http://www.tecn.cn )
但我至今弄不懂，在美国流亡了一段时期的李陀，怎么会变得那么痛恨“美帝国主义”。李陀好像彻底迷失了方向，彻底迷失了自己。在80年代已经够混乱的那个逻辑角色，到了90年代变成了更为混乱的一个在中国的美国人和在美国的中国人。李陀因此根本弄不清自己到底是站在美国发言还是在为中国奔走呼号，根本弄不清楚自己是美国学院里的学生还是中国高校里的学者。身份完全模糊，角色彻底紊乱。 ( http://www.tecn.cn )
记得我在那年科罗拉多大学的讨论会上见到李陀时，跟在北京见到他的时候，简直判如两人。在北京的时候，彼此见了面尚能谈论文学，我和他还非常认真地作过一次对话，讨论语言问题。我给他说了自己正在写作的《论***现象》，说了对毛语文化的感受。他当时好像也很赞同我的看法，并且有一阵子经常把毛语挂在嘴上，好像还写过一些有关的文章。然而，在科罗拉多重新见面时，李陀一脸苦大仇深地痛骂美帝国主义，甚至连美国的公路都招他惹他似的，被他一顿臭骂。骂完之后，李陀转身就让与会的朋友们聆听他的第二任妻子，在美国大学里获得了终身教授的刘禾，介绍她从美国大学的教科书和美国大学的课堂里习得的知识。 ( http://www.tecn.cn )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学校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我当时很随意地趴在床上，皱着眉头沉着脸，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李陀非常注意地察看着我和其他听众的反应，希望能够得到认同，或者说，被刘禾所启迪。我什么都没说。但我在后来的《美国阅读》一著里，专门就刘禾所说的德里达写了一节文字。假如李陀能看到那段文字，那么他可以认为，那是我对当时刘禾所言的回答。 ( http://www.tecn.cn )
我从来不以德里达为然。我把解构主义思潮看作是一种机会主义理论。我把德里达在美国校园里的流行，看作是美国科技文明过于发达，人文精神过于委顿的标记之一。但我并不像李陀那样痛恨美国。相反，我非常热爱美国，尤其是美国民众在9.11灾难中表现出的心胸，在维州校园血案之后显示出来的博爱，不仅让我刻骨铭心，而且看到了美国在文化上再度复兴的希望。 ( http://www.tecn.cn )
那天，有几个与会的学人，听完刘禾的演说，精神状态不无萎靡，仿佛一群男性的刘姥姥走进了文化的大观园。但我的不以为然，可能也明显地写在脸上，流露在我的神情里。反正，从此以后，我与李陀渐行渐远，越来越陌生。许多年以后，在纽约林肯中心再次相遇，已经很难找到对话的可能性了。那次彼此刚好全都看了张艺谋和谭盾的歌剧《秦始皇》。 ( http://www.tecn.cn )
记得当时刘禾也在。后来听说，刘禾把张艺谋请到她正执教的哥大东亚系，做了个讲座。而我后来则在纽约的《世界日报》副刊和香港的《开放》杂志上，同时发表了严厉批评《秦始皇》的文章。那篇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李陀应该知道。刘禾也不会不知道。但他们夫妇俩可能不明白的是，我的写作位置是相当边缘的。因为边缘，所以自由自在，不需要顾忌什么。 ( http://www.tecn.cn )
李陀在骨子里跟我一样，是个边缘人。但他喜欢进入话语中心，喜欢正在流行的话语时尚。李陀究竟对德里达有多少了解，也许只有李陀自己清楚。就像给海德格尔安了中国姓氏的学人，未必真正懂得海德格尔。因为真正懂得海德格尔的人，是不会给海德格尔安姓氏的。这理当是追随德里达的人们所干的哗众取宠之事。真正懂得德里达的中国学人，是绝对不会把德里达当回事情的。因为使用汉语玩弄一下语言游戏，***无疑比德里达更出色。与其学习德里达的招术，不如重温***的语录。李陀是明明白白地听过我对***话语的批判的，而且他十分认同那样的批判，还经常把对毛语的批评挂在嘴上。这可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出于对李陀的尊重，我不得不在此向李陀指出，德里达玩过的，***早就玩过了。假如李陀不把我的尊重当回事，我宁可让我恨我一辈子。不管怎么说，不能因为想要进入话语中心，就忘记了自己的边缘人位置。边缘人的位置，是最自由的位置，也是最有发言权的位置。前提是，得成为一个孤独的人。 ( http://www.tecn.cn )
李陀害怕孤独。这可能是他的致命伤。他好像宁可被永远缠绕在那个逻辑谜语里。作为主人家的仆人之子和作为仆人家的主人之子，或者，作为话语中心的边缘人和作为边缘人的话语中心人物。听说他在中国很不容易地办了个刊物，不知他何以命名。我很想建议他，命名为《边缘》。

由伪君子 2008-04-19, 00:50

第九章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

1。海子的血案和顾城的杀妇

如果说上海的先锋诗人是被市民习性给束缚住的话，那么北京先锋诗人的问题是出在这个城市的皇城传统上。北京的先锋诗人，只要在诗歌话语上一夸张，并且夸张一成功，一见效，马上就会产生皇权在手皇袍加身的幻觉，从而下意识里感觉自己变成了皇上。

记得是90年代初，上海的一些先锋诗人(不是我前面谈论的那一批)通过我的朋友奚愉康，邀请我和宋琳去长兴岛，与从北京来的那位《今天》元老诗人芒克会面。在场的除了我和奚愉康还有奚愉康的一个摄影家朋友，其他全是诗人。有个号称老门的小矮个，不知是诗人还是画家，像保镖一样跟着芒克。一伙人在饭店里坐定，开始胡侃起来。不知是谁，突然举起酒杯，带头说道，芒克是我们的领袖，我们要高举芒克的旗帜，跟着芒克前进。于是，诗人们一个个起身表示，要高举芒克的旗帜，跟着芒克前进。连宋琳也作了如此表示。我当时整个懵了，弄不清这算是跟诗人聚会，还是上了什么梁山泊。我于是站了起来，冷冷地走到一边。

这时，饭桌上的眼光全都朝我转了过来。一阵沉默之后，芒克开始发话说，有些知识分子，总要摆些架子，不愿意同心同德。芒克话音刚落，门保镖立即呼应，开始猛烈批判知识分子的清高。这么乱哄哄的闹了一阵子，最后我忘了是怎么了结的。好像是奚愉康站起来打了圆场。

后来，一伙人回到上海市区新客站，坐在附近的一个小饭店里又侃了起来。芒克以君临天下的口气，大谈诗歌的至高无上。我听了之后，告诉芒克，在所有的艺术当中，诗歌不是最高形式。他问道，那你认为什么是最高的？我回答他说，音乐。于是，彼此就争论起来。这时，几乎所有的诗人，通通站到芒克一边，硬说诗歌是至高无上的艺术。就连曾经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且当时也完全同意音乐高于诗歌的宋琳，也跟着一起表示不同意我的看法。这场争论后来是芒克找了个什么台阶，大家才平静了下来。但不管芒克如何想平息我的反感，我对此情此景此人之厌恶，已经无可挽回。

在这之前，我刚刚论说过芒克及其诗歌。我在1989年初写的一篇论说80年代先锋诗歌思潮的长文里，对《今天》诗派的核心人物芒克，作了不下于北岛的评价。可惜的是，那稿子还没写完，就在那年被抄走了，至今下落不明。要是我早知道芒克会在我面前上演了如此一出南面称孤式的领袖戏，那篇文章也就不会那么写了。

我后来非常愤慨地说了一句，没想到这个芒克竟然比李陀还李陀，如同金庸《天龙八部》里的那个慕容复。

这种称孤情结乃是一种心理上的传染病，精神抵抗力差的诗人，一不小心就得病。欧阳江河那种知识分子写作一说，还算是得了小病，虽然在潜意识里不乏话语中心话语权力的妄想，但还不至于不可救药。最惨的是海子，被那种皇权为里文化为表的大而无当的狂想送上了铁轨。我一直认为，海子的死是一种谋杀。就像当年的殷夫被同伙借他人之手所谋杀一样，海子是被他的诗歌所谋杀的。

从意像上看，海子的诗跟殷夫非常接近。同样的充满***，同样的大而无当。只是殷夫在诗歌里扮演的是以解救天下芸芸众生为己任的红色侠客，而海子则在诗歌里借助夸张之极的意象扮演了一个诗歌王子。

按说，五四新诗的大而无当，殷夫并非是始作俑者。郭沫若的诗歌，在吹牛皮和自我夸张上远比殷夫没有节制。但郭沫若再胡言乱语，头脑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自己是在表演，他知道自己的表演不是为了把自己真的***出去，而是通过表演为自己捞进点什么。因此，郭沫若绝对不会傻到像殷夫那样真的把小命也一起演进去。郭沫若当年一写完声讨蒋介石的所谓檄文，马上溜之大吉。在这方面，写作檄文的郭沫若也罢，写作《从牯岭到东京》的茅盾也罢，一个比一个精明。他们再革命，也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小命给革掉。但可怜的殷夫哪里懂得这种在诗歌里是一回事、或者说、小说里是一回事、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是另一回事的奥秘。殷夫于是傻乎乎地成了烈士。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北京那些牛皮哄哄的先锋诗人身上。芒克虽然不需要像郭沫若那样闹革命，但他也跟郭沫若一样善于喜欢混江湖。他在扮演诗歌皇帝的同时，也明白这不过是闹着玩儿的。在京城里混了这么些年，皇帝好做不好做，这种道理芒克不明白岂不是白活了？因此，他闹得再认真，也知道不过是逢场作戏。假如日后说起长兴岛那一幕，他可以非常潇洒地说一声，那哪能当回事，逢场作戏罢了。

但海子哪里知道这其中的奥妙？从外省农村跑到北京念书，进的又是北京大学。那所大学虽然有科学和民主的传统，但在那里面念书的学子，一个个都感觉自己比陈独秀还陈独秀，比胡适还胡适。没有一个肯说谦虚话，没有一个愿意低调行事的。北京的皇城气氛，加上因在北大读书而来在所难免的自我夸张，然后再是北京诗歌界喜爱夸张的先锋诗风。那样的诗歌风气，在意象营造上力求夸张，无限放大，仿佛是一场大而无当的比赛。你说你写的是《诺日朗》，我则在天空挂上一个“悬棺”，海子不甘落后地在诗行里一笔一划地画出了“太阳和土地”。所谓党卫军雨衣反穿，在上海的诗人笔下，不过是说着玩儿的事情，可是有些北京诗人却真的反穿了党卫军的雨衣，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然而现实生活跟诗人的夸张正好相反。银幕上放的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此片在怀旧的名义下，从***的日子里写出了阳光灿烂的感觉。皇城里富起来的人们却在胡天胡地地吃喝嫖睹，使知识在财富面前黯然失色，使诗歌更是变得一文不值。北大的学生因此一个个焦灼不安，内心深处有太多太多的能量需要释放，却一时上找不出突破口。一方面是整个社会打量大学生的眼光越来越暗淡，另一方面则是大学生们在一场未完成的启蒙交响乐里，有关自我抒发和自我实现的主题却刚刚开始，还没来得及展开。

这样的焦灼，这样的张力，通通集中到海子身上，最后以断然自杀引爆成因为写诗而卧轨的血案。

假设1989年的风潮早一点爆发，海子可能就不需要用自杀来证明自己的王子地位了。因为历史会给他提供更合适的自我证明机会。但他太性急了一点，或者说，内心里的王子冲动太憋不住了一点。就此而言，海子实在是太可怜了。他要是能够再忍耐几个月，那么无限风光就会降临到他头上。他可以拿着话筒嘶哑着嗓子做一把领袖人物，可以找个女孩子在广场上举行婚礼，可以绑着布条绝食到底。甚至浇上汽油演一场自焚。但我估计没有必要了。死是绝望的产物，生活一旦有了希望，头脑自然就会变得清楚起来，甚至清楚得比当年的郭沫若还清楚。郭沫若不过是溜之大吉罢了，可是80年代的学生领袖后来居上，竟然学会了在开溜之前把别人送到枪口底下的江湖招术。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海子不死，那么他的很多问题，生活上的心理上的个人地位的不明确上的，都是可以一步步解决的，包括恋爱的失败在内。以海子的诗才，在广场上找个女孩子太容易了。多少平日里默默无闻的学生，多少从来没有被女同学注意的男生，在广场上解决了在校园里要花费很大精力才能解决的情感问题，性压抑的苦闷等等。

可是海子等不及了。他急急忙忙地冲出去，把脑袋过早地放到了铁轨上。

他等不及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他写了太多太多大而无当的诗歌，并且反过来把所有那些大而无当的意象当作补药吞了下去。我把这称做意象吸毒，或者说意象中毒。而在这样的意象中毒背后作祟的，则是皇权意识，皇权崇拜。这类意识和这类崇拜，有时表现为对某个个人，比如对***的崇拜。有时表现为对某种自然形象，比如太阳，土地，或者其他什么大物事的顶礼膜拜。有时也会体现在对诺贝尔奖的渴望上，因为得到那样的大奖，就如同被加冕为皇帝一样。反正形式多样，对象不一，但秘密只有一个，要成为高高在上的人物，要成为大众欢呼的人物，要成为君临天下的人物。正如德国人永远不会忘记那场火炬游行，中国民众又何尝忘记过广场上由成千上万的人群组成的红色海洋？***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的那个瞬间，可能将永远停格在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人的内心深处。

这具体到海子则是，他误以为，用诗歌得不到的东西，可以用自杀，用死亡来得到。用诗歌证明不了的自我，可以用自杀，用死亡来证明。可怜的海子。要是有个精神分折医生给他治疗一下，也许有救。但中国人其时连如何保护牙齿都还没有学会，哪里懂得寻找精神分析医生看看自己有没有出问题呀？

从案例上说，海子确实是自杀的。但从整个自杀的原因上说，海子却是被那个夸张的城市，那所夸张的学校，那些夸张的诗歌，给谋杀的。我写到这里，发现有必要表扬一下我在前面章节里批评的上海先锋诗人。他们的市民生活方式虽然世俗，但绝对不会因为那样的夸张而产生那样的心理问题。小市民再世俗再势利，也永远是正常的，或者说，健康的。

假如明白了海子的死因，那么有关顾城的神话，也可以迎刃而破了。

我忘了是唐晓渡还是其他哪位朋友，曾经给我讲过顾城的一个生活细节。顾城在新西兰时，养了许多鸡。但那里不允许乱养鸡，人家通知他自行处理。于是，顾城只好自己杀鸡。顾城杀鸡的方式是非常简单的，就像他的诗歌语言一样简洁明快。他把鸡头一个个剁下来，扔进一个桶里。看上去像是在做木匠活。我记得他有一首诗描写刨木花，写得相当美丽。我想他的剁鸡头被他写成诗歌，也会像刨木花一样动人的。

正在他剁得十分起劲的时候，有个诗人朋友陪着一个德国的汉学家，前来造访。顾城放下杀鸡的活儿，跟汉学家会面。会面完了之后，那位诗人朋友问顾城，你有没有让人家看见你扔在桶里的那些鸡头？顾城回答说，我早放起来了。我哪能让他们看见这些东西？我在他们面前永远是天真无邪的纯真孩子。

有关这个细节，当然需要当事人进一步证实。我在此引出，是为了说明，当年顾城的那句名言“黑暗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可能需要适当地修改一下。因为黑暗给了顾城的不仅是一双黑色的眼睛，同时还给了他一颗黑暗的心。

由伪君子 2008-04-19, 00:51

早在听说顾城找了个女人，像母亲一样地照顾他，而他又像个任性的孩子似的，除了写诗撒娇发脾气，什么都不懂，我就发现事情不对了。这与其说是个可爱的传说，不如说是中国男人十分丑陋的积习。从张贤亮的“马樱花”，到顾城身边的谢烨，中国男人钻在女人怀里发嗲的传统就像孩子断奶一样，始终没有真正断掉过。既然父母宠爱独生子女会造成小皇帝现象，那么被女人如此宠爱的顾城难道就不会以皇帝自居么？既然是皇帝，那么女人的忤逆，就得遭到大辟的惩罚。我不知道顾城剁鸡头是不是用了同一把斧子，但他提起斧子朝他的妇人剁去的时候，那颗人头在他眼里跟鸡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一个什么家务事都不会做的没用透顶的男人，哪儿来的如此冷酷的心肠？只有一个解释，因为他把自己看作皇帝。皇帝杀死一个人，还不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只有等到杀死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皇帝。因为皇帝杀人毋须自己动手，皇帝杀完人，也毋须自己面对，马上就有人进来把尸体拖走。于是，发现自己不是皇帝的那个顾城，被依然是皇帝的顾城，一怒之下，也赐死了结。做了皇帝的顾城，一斧杀了背叛了皇帝的妇人，再一索子吊死了觉得自己不像是皇帝的顾城。皇帝在屠杀中凯旋，顾城的女人和顾城在屠杀中完成了臣民应尽的义务。

从案例上说，这当然是个刑事案件；但从成因上说，这是又一个精神分析病例。被女人宠成皇帝，是不是北京城里的特例，我不敢断言。但我想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男人再被女人宠爱，也宠不到如此恶心的地步。

我在1988年底写作《论***现象》的时候，仅仅就***而论***。我哪里想到，一个***倒下了，千万个***站了起来。这才是真正的***现象！

我不否认海子的诗歌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尤其是他写的一些爱情诗，清澈透明。但他的自杀，却实在令人悲哀。由此也可以想见，北京那些大而无当的诗歌意像背后，潜伏着多么可怕的精神病因。

这么想想，我不由庆幸自己跟芒克是在上海这个城市里见面，要是在北京跟他那么争论，那还了得？北京绝对是个疯狂的城市，在历史上既有过争相抢吃袁崇焕血肉的情景，又有过义和团作乱的案底。一朝一朝的皇帝在皇城里轮着坐龙庭不知坐了多少年，这个城市没有毛病也要被坐出毛病来。也许正是那样的历史背景，才导致有帝王心态的人物总是喜欢定都北京。北京的诗人和入主北京的革命家一样，被这个城市的皇权意识困扰得苦。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北京先锋诗人的这种心理症结表明了，这个城市在骨子里根本不具备文学的先锋性。无论是《今天》诗派及其相应的星星画展，还是后来的先锋诗歌及其相应的圆明园艺术村，与其说是这个城市的产物，不如说是文学和艺术的先锋思潮借该城一方宝地，作为演出的舞台。虽然中国80年代的先锋诗歌和先锋小说的最先都是在这个城市发韧的，但这个城市真正的先锋意识，却是在90年代才开始变成一种自觉，我指的是以陈染一类的作家为代表的所谓“私人小说”的创作。但这绝对不是80年代的故事，而是90年代的文学现象。陈染在80年代写出的作品，我称之为现代主义童话小说。

80年代的北京，正处在一场文化嬗变的阵痛之中，这个城市本身的先锋意识，根本还没有形成。《今天》诗派从根子上说，与其说是先锋诗派，不如说是一批最早的极权话语和话语权力的叛逆者，或者说挑战者。其先驱人物是郭路生，亦即食指。而其更早的先驱人物，则是由一批右派学生组成的《星火》社团，则是当年北大的右派学生林昭那样的自由女神。假如从这样的一种文化渊源上着眼，那么《今天》诗派的渊源就非常清楚了：是一批面对专制的自由斗士。至于后来的海子等先锋诗人的先锋诗歌创作，则是从北京的校园里，而不是从北京这个城市自身生长出来的一种带有强烈的校园气息的诗歌话语。

北京这个城市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先锋性，要到90年代的陈染们完成经由大学走入社会然后再由社会转向个人转向自身这样的演变过程，才真正成立。与北京没有现代商业文明传统相应，北京没有现代派文学的先锋传统。这是北京与上海的一个根本区别所在。当年北京最早介绍和倡言现代派文学的两个人物，都没有得到这个城市给予的承认。上海的先锋文学，会在上海市民当中成为一种文学的品牌，从而得到这个城市的认可。但写作《西方现代派研究》的陈琨最后只好远走他乡，提倡现代派小说写作和进行戏剧实验的高行健，最后入了法国籍，《今天》诗派的灵魂人物北岛，更是成了无家可归的流亡者。这种出走与其说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不如说是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和他们所面对的专制当局一样，根本不认同这样的异类。即便是陈染们的先锋写作，也不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标志，只是作为一种风景罢了。

至于后来冒出的《北京娃娃》，那更是一种喜剧式的先锋文学，即用女人的身体作为文学的开路先锋。先把女人给搞笑了，然后再把文学搞笑掉。而这种下半身文学的前提，则是男人的宠爱。这种文学写得再卖力气，也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先锋性，更不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标志，至多只能成为这个城市堕落的象征。

这个城市在80年代的标志性作家，是王朔。

2。王朔小说和大院文化

比起北京一些诗人的疯狂和荒唐，北京作家里头的王朔，反倒显得正常和可爱。虽然王朔有王朔的不足，但他毕竟在心态上相当健康。

胡河清生前曾经把王朔和刘震云称之为“京城两利嘴”。刘震云的小说，我没怎么读，不知那张嘴如何个利害法。但王朔的小说，我却是相当熟悉的。不说在80年代读了他几乎所有畅销或不畅销的小说，即便在那个地方，我也因为读他《千万不要把我当人》读得大笑不已，差点导致同室囚徒朝我拳打脚踢。因为那些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盗窃犯，还有其他什么犯，把《千万不要把我当人》夺过去一读，觉得一点都不好笑。他们个个以为自己是人，只有我认同了“千万不要把我当人”。于是，他们朝我虎视耽耽，察觉出我跟他们原来不是一种气味的动物。那情景让我终生难忘。

王朔确实是张利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但我的喜欢王朔小说，并不仅仅因为他敢于搞笑和善于搞笑，而且还在于他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和时不时地流露出来的民间智慧。

王朔的小说，写得再油滑，视角始终是“小人物”的视角。他可以把一个笑话说得非常夸张，可以让丑老太婆像个小姑娘一样地发嗲，可以让局长之类的人物因为练习气功而在地上胡乱翻滚，但他骨子里从来不放大自己。他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没有必要扮演什么大人物。以王朔的这份定力，我估计就是把他扔进北大那个很容易让人狂妄的学校，他也不会忘记自己是个平头百姓。他偶尔会玩一把《王朔全集》，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搞笑，不过是商业操作，不过为了赚点狗娘养的人民币。

我认为王朔的智慧，就是从这样的定力里面生发出来的。王朔不是个在小说里乱耍小聪明的作家，也从来不会装腔作势地吓唬读者，更不会展览什么酷刑制造恐怖气氛。王朔的智慧在于，我不跟你吵架，但你得让我活。这种智慧看上去非常简单，但骨子里却不无大智若愚的修为。联系到这种智慧所产生的文化背景，我不得不认为，这在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可算是最简单也是最高级的民间智慧了。因为中国民众尤其是中国大学生们，很少具有这种智慧。普通民众喜欢梁山好汉式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大学生撒起娇来更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他们没有双向同构式的思维方式，凡事先给人家留个余地，然后再告诉人家，你活我活大家活，政治术语叫做双赢。这种方式的高明之处在于，一开始就占了平等的地位。而那种玩命的方式不顾后果的方式通常是把自己放在人家脚底下的方式，根本不是跟对方平起平坐的商谈方式。王朔懂得这种双赢的方式。

王朔的这种民间智慧，与莫言的小说相比较，显得尤其突出。虽然从小说美学上来说，莫言的小说似乎更加具有先锋意识，但莫言的小说在文化内涵上，通常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我听刘再复对我说，他曾听莫言说过，莫言小时候有过饥饿到连煤块都塞到嘴里乱吃一气的经历。我听得毛骨悚然，同时又充满同情和悲愤。也许是那么惨痛的经历，使莫言的小说天然具有与众不同的质地。然而，这个可怜的乡下孩子同时又无法让自己的小说感觉建立在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上。他的感觉透明起来像根可爱的红萝卜，但混浊起来会觉得义和拳也很好玩。或者说，莫言的感觉一旦为其纯真的孩子气所主导，小说就变得奇光四射；其感觉一旦受了媚俗的诱惑，其小说写作就会类似于一场高粱地里的发泄；至于其感觉一旦有了朝天阙式的蠢蠢欲动，其小说就会变成以玩弄酷刑为赏心乐事的撒娇。

与莫言的这种不稳定相比，王朔显然要沉稳得多。王朔不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王朔虽然有时也做做顽主，但他骨子里从来不会把自己玩懵掉。他既会扮演成顽主在影视界瞎混一把，也会开个公司，认真尝试一下别人做不了的文化事业。虽然这两者他后来都玩不下去了，但他在小说里那种从来不变的清醒依旧。

王朔的这种清醒，甚至连王蒙都难以企及。王蒙在90年代对王朔公开表示认同和赞赏。王蒙为此拒绝崇高。但王蒙的拒绝崇高，不是王朔式的民间智慧，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小聪明，一种面对极权时做出的十分精致的规避动作。就像在文学圈里流传的那样，王蒙的聪明一如他的小说《活动变人形》那样的“活动变形人”。因为崇高是无所谓拒绝不拒绝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好比没有高度就无所谓堕落一样，从来不曾崇高过，哪里来的拒绝？王蒙在《青春万岁》里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与其说是崇高，不如说是在极权底下捏出的一个兰花指。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蒙骨子里是个十分搞笑的人物。虽然在关键时刻，他也表示过良心和良知，但他从来不放过搞笑的机会。比起王蒙的这种搞笑性格，刘心武显然要诚实多了。虽然刘心武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花旦式的弱不经风，但他骨子里倒并非是没有自己判断和自己立场的人。中国传统戏剧舞台上的许多花旦形象，骨子里都有点刚直不阿。刘心武的文学人格，接近《霸王别姬》里的女主角。这是一种典型的皇城知识分子人格。有哭泣的热情，没有行动的能力。

想想那年，有多少北京文化界的遗老遗少，在大学生面前流露出这样的花旦人格。抱着学生痛哭流涕者有之，老泪纵横者有之，哭天抢地者有之，捶胸顿足者有之，就是没有一个毅然站到学生前面去。就是没有一个断然告诉学生，你们回去，剩下的让我们来做。

联系到王朔所置身的城市，联系到王朔所面对的皇城知识分子，王朔小说的平民意识和民间智慧，确实弥足珍贵。但王朔也有王朔的不足，我指的是他的大院文化背景。

大院文化是北京自50年代初开始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八旗文化。相对于老八旗文化那五式的没落，新八旗文化霸气十足。这种文化在90年代的代表作是《超限战》那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80年代的代表作则是王朔的一些小说，尤其是《动物凶猛》一类的。这部小说后来被改变为叫做《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电影。故事怎么说，那当然是创作的自由。再说，在任何年代，哪怕是纳粹时代，都可能有美好的回忆。把大院在文革中的日子写得如同伊甸园那样的田园交响曲，也只能说是各人感受不同罢了。但是电影导演故意通过片名将***年代命名为阳光灿烂的日子，以此表示他对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制造者的敬意，那就颇有一股大院文化的霸气了。王朔原来《动物凶猛》的小说命名虽然有些大院口气，但也颇有生存的艰辛感，何苦要改成那么一个名片，以此挑战他人的痛苦记忆？

王朔的小说原作并没有这种挑战意味。但王朔小说里时不时的也会流露出一股“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劲头，可能跟耳濡目染大院的那种霸气和痞气有关吧。这两种习气其实是一回事情，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权势大一些的，自然就以霸气为主导。权势小一些的，则以痞气为手段。或者说，得意时流露的是霸气，失意地玩的是痞气。其心理成因，则是所谓的主人翁意识，或者说，占领者的优越感。

大院文化不是那个城市生长的标记，而是那个城市被再度占有的标记。这种文化是权力话语的一种形式，但通常是隐藏在权力背后的话语，而不是权力本身。假如权力是虎，那么这种文化则是狐，狐假虎威。不仅王朔的小说受到这种文化的污染，就连刘索拉的小说，也充满因大院文化而来的自以为是。

被大院文化熏染出来的作家学者，很难建立自由的平民心态。虽然王朔是个具有平民意识的作家，但其平民意识并非是自由的产物，而是一种皇城里皇民的自觉。相对于一些演皇上演多了或者看皇上电影看多了、因而莫名其妙地产生皇上心理或者说皇上自觉的神经病演员和神经病国民，王朔这种皇民的自觉还算比较正常。但王朔要是换个环境，比如说，到纽约这样的城市生活，学做一个自由的平民，就会觉得非常困难。

王朔不是没有到纽约呆过，他在纽约不声不响地呆了将近半年，然后又不声不响地回去，再也不作任何尝试，也不予任何置评。他对纽约的感受，几乎都在这两个不声不响上表达出来了。至少，王朔明白了北京和纽约这两个城市的差异，明白了在北京大院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孩子，跟纽约是多么的难以投合。因此他知难而退，知难而自知。

相对于王朔的这种自知，刘索位就显得过于夸张。刘索拉在纽约使出浑身解数，该试的几乎全部试过了。剃光头，穿长衫，戴礼帽，变换着各种嗓门乱叫一气。一会儿扮男，一会儿做女。据有个段子描绘，刘索拉来纽约之前，跟母亲道别说，她准备豁出去了。她母亲关照她说，除了自杀，其他什么都可以试试。这个段子的真实性也许需要证实，但刘索拉确实是努力了。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壮志未酬。在北京的那种玩法，跑到纽约来是根本行不通的。带着大院文化培养出来的唯我独尊、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心态，在纽约演来演去，也只能演成一场场喜剧。刘索拉这种努力，让王朔看了会忍不住发笑。不说王朔的平常心操练到什么程度，即便凭他的智商，也绝对不会像刘索拉如此玩命。

虽然王朔小说带有大院文化的痕迹，但北京作家的大院腔调，最为典型的却不是王朔，而是刘恒。别看刘恒动不动以《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之类农民的饥饿和农民的精液唬人，他那种痞子腔调的来源，恰好就是北京大院。大院文化既是一种占领者文化，或者说主人翁文化，又是一种代表文化，动不动就以农民代言人，或者其他哪方劳苦大众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反正怎么唬人怎么来，关键在于恫吓要有效果。与上海的占领者最后被花园洋房悄悄地征服不同，北京的占领者通过大院文化，跟千百年来的帝王传统对上了暗号、接上了头。假如没有大院文化的影响，那么北京作家写出来的小说，就应该跟老舍相去不远。

真正的北京平民小说，既不是刘恒式的，也不是王朔式的，刘索拉的当然更不像，而是当年老舍笔下的世界。无论是《骆驼祥子》，还是《茶馆》(尤其是第一幕和最后一幕)，那种纯真的北京味道，那些善良纯朴的北京芸芸众生，那种人世的悲凉，那种活在悲惨世界里的无奈，让读者读了，让观众看了，无不唏嘘感慨。假如可以把老舍的小说作为一个标高的话，那么80年代的北京作家里，只有史铁生接近那样的高度。

不过，在进入史铁生小说的论述之前，我得先把80年代北京文学圈里的周介人式人物，李陀，作一个历史性的文坛个案分析。

由伪君子 2008-04-19, 00:52

4。史铁生等北京知青作家

史铁生正好跟李陀全然相反，从平民中来，到平民中去，从来没有扮演过任何跟自己身份完全不相干的角色。史铁生的本色本相，成为他整个小说的写作基点，又成为他在小说中那种生命修为的主要特色。李陀只知道史铁生人好小说好，不知道史铁生的小说写作和生命修为对他来说是一面多么明亮的镜子。

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史铁生，除了老舍笔下描绘过的那种纯朴善良，还有一副天然的济世心肠。史铁生的小说不管写到哪里，都会让人想到那首老式《毕业歌》中的歌词。“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只是史铁生的兼济意识再热切，也没有丝毫救世主感觉。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在北京的作家当中，史铁生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社会栋梁型的作家。所谓社会栋梁型不是指他们要扮演什么角色，而是指他们要为社会，为他们所生存的那个世界，为他们所关切的芸芸众生，做点什么。而且，纯粹是义务劳动性质，不需要任何回报，只要满足于自己的良心和良知即可。假如可以把这种品性称之为宗教情怀，那么应该是广义的。他们的兼济天下，没有具体的宗教立场。无论他们的人生原则跟传统的儒家教义有多少吻合，他们也绝对不会声称自己是儒生，或者自称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新儒家。

这样的作家，在北京可以举出一批来。但最有代表性的，我认为是这么三个，史铁生，郑义，李锐。后两者虽然因为上山下乡去了山西，并且在山西或者一度在山西办刊做事，但他们的北京知青来历，使他们跟史铁生一样，都是北京这个城市的文化特产。至于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则是史铁生的《命若琴弦》，郑义的《老井》，李锐的《厚土》。

这三个人的小说，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他们几乎全都是来自那首毕业歌里的那句歌词，并且无一例外地“衣带渐宽终不悔”。假如说这股劲头有些不合时宜的话，那么这三个作家正好就具备这样的傻气。他们小说的区别在于，史铁生注重对人生意义的探寻，郑义关注整个社会的当下现实，而李锐则将对现实的批判联接到对历史的反思上面。

在他们三个当中，我跟史铁生交谈最多。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思考成了他主要的生活方式和人生乐趣。只要他体力精力允许，他可以没完没了地跟人交谈，跟人探讨。就此而言，他像个学者，但没有丝毫学院里的酸腐气。他喜欢活泼泼的人生，不喜欢在概念里做无聊的游戏。我几乎每一次去北京，都要去看望他一下。他以前住在雍和宫旁边的一个四合院里。后来搬到了东面的新村住宅，有了两室一厅的住房，并且还有了一个与他同样善良的妻子。

无论是走进史铁生原来住的的四合院，还是他后来住的新村住宅，你都会感觉到走进了真正的北京平民世界。这个世界不是王朔笔下，而像是老舍笔下的，或者说是老舍笔下那个世界的延续和引申。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的大院气息，而是充满着普通人的人情味，朴实得让人感动不已。尤其是史铁生的父亲，简直活脱脱一个老舍式的北京人，并且比老舍还本色本相，比老舍还忠厚纯朴。王朔式的笑话说得再意味深长，在史铁生的世界里也会显得十分肤浅。在史铁生的世界里，即便是英雄过的人物，也平常得让人觉得像块木头一样。我跟史铁生刚认识没多久那会，就在他家里碰见过当年被称之为小平头的人物，好像叫刘迪，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的英雄人物。那人一副学生模样，但显然不像是在校的。微微低垂着脸儿，话不多，说话的声音也不大。那人走了之后，史铁生告诉我说，刘迪现在的状态是，一天二两也可，一顿两斤也可，就那么飘飘然地活着。

史铁生说得我非常羡慕和向往。因为我在上海也有相类似的朋友，博览群书，智慧过人，为人热情亲切，处世低调淡泊。我把这样的人物，看着是整个社会的良心和良知所在，虽然他们永远不会如此自我标榜。

也许是史铁生与他周围这类朋友之间的互相交流和互相影响，致使他后来能够写出《命若琴弦》那样的小说。我在1988年发表的《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一文中，对史铁生的这篇小说作了如此的评价。我说：

这是一篇新潮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绝无仅有的杰作。如果说要从当代小说中挑出一篇具有永恒意味的作品的话，我首先挑选的就是这篇小说。这篇小说把人生写到了至境，也把小说写到了至境。自这篇小说而后，史铁生的创作完成了一个巨大的飞跃。

我还写道：

这篇小说的语言明净得宛如《圣经》里的叙述一样，而这样的语言所叙述的故事，也像《圣经》故事一样又简朴又深远。

我现在依然这么认为。且不说史铁生是否经由这篇小说悟道了，至少也是若有所悟。史铁生以前的小说，诸如《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或者《原罪》，《宿命》，以及后来的《务虚笔记》，都及不上《命若琴弦》那么透明和那么清澈见底。透明是一种空气的感觉，清澈见底，是一种水的感觉。一篇小说能够同时写出空气感和流水感，是相当不容易的。可惜的是，后来被改编成那部叫做什么《边走边唱》的电影，却惨不忍睹。当然，这不是史铁生的过失，是电影导演根本就还没有登上那样的台阶，就急功近利地想拿这样的小说来玩一把文化和做一次宗教秀。我不知道那个导演这辈子有没有希望走近《命若琴弦》，我只希望将来能有个像样点的导演将此重新拍过。我不是小看中国的电影导演，把这样一篇小说搬上银幕可能是对他们一个永恒的挑战。

假如要指出史铁生的小说有什么不足的话，那么从美学上来说，缺乏强烈的反差。善良通常要跟邪恶纠缠在一起，才能显出善良的力度和深度。否则，善良就有被演绎成一种平面人生的危险。陀思妥也夫斯基之所以能够在灵魂上找到突破，就因为他不回避邪恶。他不仅经历过牢房和死刑，而且在赌场里翻滚不已。背后是他深爱的妻子在不停地为他流泪，几近绝望地看着他将变卖了几乎所有首饰家当的钱一把一把地扔进赌场里，而他却依然盯着他眼前那张该死的赌桌。在这样的反差里挣扎过后，他才写出了一生最伟大的不朽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就此而言，文学是非常残酷的，或者说，美学是容不得单纯的善良的。比如说，弗吉尼尔·伍尔芙是一首凄美绝伦的诗歌，但有哪个男人受得了那么一个要死要活的女人？文学就像一个高傲的贵妇人，不仅看不起男人的丑陋，而且也不以男人的善良为然。在这个贵妇人的眼里，善良有时不仅是无用的别名，而且还可能是平庸的另一种方式。

当然，要中国文学走到《卡拉马佐夫兄弟》那种《拉奥孔》式的美学张力上，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但当我在谈论中国文学的时候，不得不提出这样的标高。上海有个女作家见我谈到弗吉尼尔·伍尔芙的彻底性时，不由震憾得跳将起来。但我并不希望所有的女作家通通以自杀去抵达文学的深刻，或者体现一下美学上的标高。生活应该是自然的。假如有谁为了获得拉奥孔式的效果而特意到动物园里抓几条大蛇缠在身上，那么与其说是审美，不如说是神经病发作。也许有些为了出名不顾一切的行为艺术家会孤注一掷，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我指出史铁生小说的不足，并不意味着史铁生应该以进入残酷来提高自己的小说在美学上的价值。但我还是想说，史铁生的善良，有时也会妨碍他的辨别能力。比如他曾经一再向我推荐过一本叫做《拯救与逍遥》的书。我起先一直不知道这是本什么样的书，后来我在朋友家里翻了一翻，不由大吃一惊。天底下竟然有如此虚伪如此下流如此无耻的伪宗教呓语。而且，我被告知，此书竟然在海内外的华人圈里风行一时，以致作者成了这方面的权威人物。我由此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发疯了。

这个大声标榜拯救，猛烈批判逍遥的作者，不是个伪君子，至少也是个大骗子。因为这个作者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跟拯救有关的事情，更不用说指望他拯救过什么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后来成了新左派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当年都曾经有所表示，有所付出，或者说有所拯救吧。可是这个自我感觉为当今中国的头号拯救者，在那样的时刻竟然浑身上下干净得连一根小指头都没有被“污染”。也即是说，需要有拯救者挺身而出承担什么时，这个拯救者根本就不在场。在许多知识分子因为担当而不无付出，或者坐牢，或者流落他乡，大家被那场灾难弄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时候，却听到了一声声拯救啊、拯救的呼号，从那本叫做《拯救与逍遥》的破书里绵绵绵不断地传出来。

我真想问这个家伙一声，你拯救什么了？你拯救过谁了？老实说，即便是一个因为担当而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人物，都不敢如此标榜，即便是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都不曾也不会如此夸口，这个什么都不是的自私到了委琐地步的小人，竟敢说出拯救这两个字来，还大声疾呼。

而且还不止如此。此人打着拯救的旗号，向中国文化的自由主义传统大打出手，朝着自庄子以降的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自由文人，拳打脚踢。这可能才是此人写作此著的真实意图所在。这种手法叫着挟耶稣以令天下，挟耶稣以践踏自由。这是抢夺话语权力的另一种玩法，并且是典型的文化恐怖主义。其手法是，先把耶稣给劫持了，然后再假以耶稣的名义，横扫中国历史上的自由主义士大夫，同时也以此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剥夺中国知识分子选择自由的权利。此人在抨击历史上那些徜徉于山林之间的自由知识分子时，词句用得之狠，如同一串串火光闪闪的机关枪子弹。经由如此一番肆意的屠杀，此人完成了以裹着耶稣外衣的极权话语来一统天下的光荣任务。据说，如今此人因此在香港活得十分滋润，应有尽有。换句话说，胜利凯旋了。

我不知道史铁生现在是否发现自己受骗上当，至少他当时是被蒙骗了。在面对此人的著述上，姜毕竟还是老的辣，李泽厚倒是一直很清醒。我听说，李泽厚不止一次地因此对周围的朋友表示，他有行骗的自由，我们有不受骗的自由。

由此可见，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个人，身处如此一个浊世，仅仅善良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但假如善良再加热情呢？够不够？我不好说。可能会好些，也可能更糟糕，谁知道呢。不过，善良加热情，倒正好是郑义的特色，也是郑义小说的主要特征。

相对于史铁生《命若琴弦》的空灵高远，郑义的《老井》如同燃烧的火炬。郑义的小说让人感觉到一种责任在身使命在身的沉重，一点开不得玩笑。那样的沉重，又让人想起谭嗣同那样的慷慨悲歌。虽然这部小说无论在美学上还是在精神气质上，都是80年代的一部重要代表作，但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我宁可退开一些距离，远远地看着《老井》，才能看得清楚一些。离火光太近，不仅觉得过于炽热，而且觉得有些耀眼。

郑义不仅小说写得炽热，他这个人也热情洋溢得让人一点办法都没有。记得那年，1988年，我和上海的那批评论家哥们一起被他当时所在的杂志《黄河》请去开笔会期间，他带着北明一起造访我。彼此说着说着，他就把我说动了。他要我写一篇跟李泽厚商榷的文章，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他说，他和他的朋友们，在北京跟李泽厚辩论了很长时间，谁也不能说倒谁。他希望我能够写一篇足以说倒李泽厚的文章来。我当时一方面是年少气盛，一方面也正想把有关重写文学史的想法再次清理一遍。于是就答应了。这就是后来发表在《黄河》杂志上的那篇《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4)论略》。其实，我在那篇文章里只是提了下李泽厚的名字，根本顾不上批判对方。那篇文章写到后来，我一个劲地说着自己的想法，把李泽厚忘得干干净净。我写完寄去，郑义他们一字不动地发表了。

那次笔会上，给我印象很深的，除了在五台山上出的车祸，就是郑义推着史铁生出席会议的情景。郑义将史铁生一路推将过来，又背着史铁生上车下车，进进出出。让我看了极其感动。我由此想到早先在大学读书期间，读过的郑义一个短篇小说，叫作《枫》。我当时读得热泪盈眶。我相信我要是置身于小说所写的自相残杀当中的话，也会成为同样的牺牲者。

小说《枫》里面的那种***那种感受，是当年整整一代人的经历，当然也成了这代人的情结。《毕业歌》里所唱的那些歌词，在那个年代，几乎全都被作了那样的表达。郑义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把那样的经历和那样的情结，作了一个历史性的定格。

不知为什么，当时我看着郑义背着史铁生在夕阳下远远走来时，我竟然误以为他们两个刚刚从尸体遍野的战场上撤退下来。那个情景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包括夕阳的光照和血红的色彩。那就是枫叶的色彩。

郑义好像一直活在那篇叫做《枫》的小说里。因此，我觉得郑义最典型的代表作，不是他后来写的许多个中篇和几部长篇，而就是那个短制，《枫》。在我的印象当中，有关反思***的小说，至今还没见到比《枫》写得更深刻更动人的。

在那次笔会上，郑义史铁生当然是引人注目的人物，相反，李锐却不声不响，很少说话。我感觉这是个习惯于低调处世的作家。最近听说他辞去了所有在作家协会的职务，专心致志于写作。这很像他的为人，也很像他的小说。李锐的小说比较冷静，仿佛是思考出来的，而不是被什么灵感激发而成的。《厚土》中的土地感觉相当朴实，生动，语言很有质感，读来令人难忘。

李锐后来的小说，直接进入了对历史的反思，并且在小说的结构上，也有了一种叙事的自觉。可是奇怪的是，他后来的小说在章法上越来越趋成熟，但在小说本身的力度上，却反而不如从前了。我看到作家邱华栋谈论我的长篇小说《爱似米兰》时，曾经用过一个词，叫做毛茸茸。李锐的《厚土》，能让人读出毛茸茸的感觉，但在他后来的长篇小说里，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少了。思考固然是写作的一个因素，但思考在小说里占得比重越多，小说那种毛茸茸的感觉就越少。思考会使小说变得可怕的流畅。这对小说艺术来说，不是件好事。我自己写作小说时也深有体会。小说要写得毛茸茸的，才充满活力和生气。在此与李锐共勉。

由伪君子 2008-04-19, 00:52

5。北京的同行们

在那次笔会上，众人听韩石山说了许多民间笑话。诸如“拍拍拍拍白拍拍”之类，让人捧腹。不过，我觉得在言谈之间更有幽默感的，是黄子平。

黄子平长得有点像相声演员马季，并且说话也像马季一样的风趣。他对我说，如今许多人都“富”起来了，而我们两个依然如故，在学校里还是贫下中教。他说的富起来了的“富”字，谐音于“副”字。因为当时上海北京两地的同事同行，几乎全都变成了副教授或者副主编。唯有他和我，依然是讲师，没有任何其他头衔。我后来发现，黄子平这句玩笑话的深意，可能还不止于此。他可能也敏感到了同事同行之间的某种分化。就像当年五四《新青年》诸君后来都各走各的路一样，80年代起来的年轻一代学人也正在渐渐地分道扬镳。当然，这样的分化，是在90年代才日益明朗起来的。

不知是他的性格使然，还是他的父辈有过被打成右派的教训，子平说话非常谨慎，一般不会表示什么态度。他当然更加不会像郑义那样冲锋陷阵。但他心底里始终有一杆秤，并且时常能够洞若观火，大事不糊涂。

世事洞明的结果，经常导致的是谨慎。但内心深处的正义感，又使他忍不住要说上几句，或者一句。他说出来的话，听上去漫不经心，但仔细一品，味道是隽永的。比如他后来说，别人都忘记了，只有刘再复还像个祥林嫂，整天念叨着孩子被狼叼走了。听上去像是句不经意的玩笑话，意思却尽在其中，就像一只不起眼的饺子，要咬到嘴里才知道是什么样的滋味。

至于他在跟我那篇对话里谈到的后来那代人，一个劲地要杀“兄”，也并非是杞人忧天。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急于成名的青少年们果然把走在他们前面的人们一起推进了深渊里。

而且，他跟我说我们两个如何如何，也不是随便说着玩儿的。他后来受李陀委托在《北京文学》上主持学术对话，第一个就找了我，讨论如何重写文学史。我给他写的那篇对话，比我在《黄河》上发表的那篇三万字长文，还要认真。并且，谈得更为深入。《黄河》上的那篇长文，主要提出了王国维的意义。但在跟黄子平的对话里，有关文学史的框架以及为什么如此构架等等，彼此说得更加有意思。

任何一个读过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三人有关二十世纪文学史的长篇对话的人，都可以发现，黄子平的想法在原创性上更强一些。他们三人之中，黄子平思想最为活跃，并且思考问题不为任何概念所障，总是一见透底。无论是黄子平的谈话还是他的文章，从来没有概念上的云遮雾障。也许会过于言简意赅，但不会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既是思想上的明确，也是学风上的诚实。

钱理群是具有郑义那种热情的学者。而且，他跟郑义一样，也经历过***中的种种磨难。无论在为人处世上，还是在著书立说里，钱理群经常会流露出一种在后来学子身上越来越少见的正义感。钱理群不仅为周作人立传，而且也给许多人、无论是诗人还是学者、都刻意回避的诗人黄翔写了长篇评论。钱理群为有争议的人作传，给被冷落的人写评，让我对他非常有好感。只是他最近突然把美国等同于当年的法西斯德国，让我惊诧莫名。

钱理群的《周作人评传》，我是仔细读了的。我有一次去北京，专门跟钱理群讨论过里面的一些细节。因为我对有关周作人的评价，非常重视。在我当初那篇重写文学史的原稿里，首先重要的就是对周作人那个人道主义文学主张的强调和阐释。我那次跟钱理群谈到最后，他告诉我说，有关周作人的所谓汉奸问题，他本来也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写作此著时，他的导师王瑶还在世，特意关照他不要触动这个敏感话题。

说到周作人，我想起我跟汪晖有过一次谈话，那是在9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的夜晚。当时，汪晖住在离吴福辉家不远的地方。我那次在北京时，在吴福辉家住了一个晚上，睡觉之前，我去汪晖住处，跟他谈了两个小时左右。汪晖告诉我说，他当年是从扬州师院考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读博士的。他在扬州师院时的导师，是词学大师龙渝生的弟子。他上北京的时候，他的导师思念先师，请他代为到龙先生的坟上去致哀。汪晖为此在北京到处寻找龙渝生的后人。最后，他在北京图书馆的退休人员名单上，找到了龙渝生的女儿。

他是在一个非常简陋的住房里，见到了龙渝生的女儿及其夫婿，一对老头老太太。他打听到了龙渝生的坟地之后，在告辞之前，那个老头，也即龙渝生的女婿，突然问他说，你们现在这代青年人，怎么看周作人先生？汪晖对我说，他当时用流行的那套话回答了老人。老人听了之后，长叹一声，说，也许将来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作人先生了。

也许那位老人问起周作人，有一种对自己的岳丈龙渝生的间接关切在里面。因为在日本人占领的时候，龙渝生由于是南京图书馆的馆长的缘故，战后也受过牵连。但老人对于周作人的关切，更多的是想知道后人看待当时的历史人物，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与以前的宣传不同的眼光。

汪晖当时跟我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虽然他没有回答好老人的问题，但他言辞之间的那种书生气，还是相当浓厚的。哪里想到，他后来会成为那么一个奇怪的人物，把***和现代化硬生生地联接到一起，比相声《关公战秦琼》还要搞笑。更加搞笑的是，他竟然因此而获得了热烈的掌声，赢得了空前的名声，成为一颗耀眼的学术新星。这样的学术世界不算疯狂，还有什么样的学术世界算疯狂？

不过，汪辉阔起来之后，倒是没有忘记老朋友。我看在一些评奖之类的事情上，他经常把钱理群或者其他旧友一起拉上。陈平原有没有借光，我不清楚。须知，陈平原曾和汪晖一起编过《学人》一刊。

说到陈平原，我想说说我对广东人性格的体会。我以前不太知道广东人是什么样的性格。后来我在纽约碰到一个广东朋友，让我完全明白了广东式的耿介。我那朋友推荐我买一块手表。我定购之后，觉得我要那么好的手表没什么意思，就去退货。结果，人家不让，闹到最后，被罚了定金。这事让我那位广东朋友知道后，一面怪我傻头傻脑，那么便宜又那么漂亮的手表不要；一面又说我这么做是违反生意规则的，理当被罚。完了之后，他第二天跑到表店里，把我本来定购的那块手表买了下来。他已经有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只是表面的颜色有点不同而已。但他为了向我证明他的推荐是不错的，同时也不让我因为退表而吃亏，买下了那块手表，要把我被罚的钱归还给我。我以前只知道广东人喜欢做生意，并不知道广东人其实有这么一种耿介性格。

我由此回想自己跟陈平原的交往，发现此君也是这么一个不无耿介的广东人。可能正是这样的耿介，使他对武侠小说有兴趣，写过一本武侠小说研究专著。我曾经给他的散文写过一篇评论，但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广东式耿介，所以写得不够到位。

陈平原是个嗜书如命的学子，手不释卷。写作的认真，跟广东人做生意的踏实，一式一样。他从不胡思乱想，更不天马行空。但他每每能够讲出一番有趣的道理。道理人人会讲，但讲出有趣的道理，却并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不过，陈平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在科罗拉多开会期间，大家一起到赌场去开开眼界，他在赌场里玩乐时流露出来的性情。正如男人面对女人时，在床上无法掩饰自己；男人面对自己时，在赌场里是最为直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赌场里装模作样。那天，有些一起去的同行，在赌场里赢了一百来块美元，就赶紧收敛自己，放弃了游乐。而陈平原根本不管那***里掉下多少筹币，照样朝里面继续有滋有味地扔进去。我记得，他还随手抓给我一把，说，李劼，来了就玩个痛快。陈平原此刻的潇洒跟他在文章里的严谨完全判若两人。我以前只知道他在文章里的循规蹈距，此刻才见到他还能在赌场里挥洒自如。

难怪，他在筹备那个历史性的会议时，会提醒刘再复说，别忘了李劼。

原来，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不管在学问上有多么严谨。我是非常认同一个人有如此性情的。虽然不一定要玩到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程度，但至少不能在一百元美金面前望而却步。至于我本人在赌场里的浪漫主义，再复是完全领教了的。这以后可以在别处细说，这里就略过不谈了。

北京的那些同行，不管在学术上和观点上如何，人品都很不错。即便是不太引人注意的吴福辉，也在圈子里受到大家的尊重。我记得那次在老吴家吃饭，我吃完后，把自己吐出的骨头之类，划进碗里倒掉。老吴见了呵呵一笑，说，嗨，李劼还有这门前清的习惯。他表扬我的口气，像是长辈在说一个孩子。他很高兴地发现这孩子出乎意料地守规矩和懂礼貌。

但我也有让人尴尬同时也使自己尴尬的时候。比如，我有一次跟王富仁约了到他家里见面聊天。彼此谈着谈着，我困得实在不行，竟然就在听他非常激动地跟我讲说鲁迅的当口，眼睛一闭，睡着了。我绝对不是因为话题不对劲的原因，更不是王富仁说得不够精彩的缘故，而就是生物钟转到那个地方，怎么也支持不住了。我记得同样的尴尬，也发生在我跟张献谈话的当口，好像跟其他人交谈时也发生过。反正，我经常会在走路，谈话，甚至在相当热闹的场合，突然生物钟走到要睡觉的地方，就一下子睡着了。这实在让人非常的尴尬。我希望王富仁能够看到我的这段话，以此作为我因那次突然睡着而向他作出的解释。

我跟北京的同行之间交往不是很密切，但彼此之间却毫无芥蒂。让我对他们感到不解的是，他们对王晓明编的那本《二十世纪文学史论》到底怎么看？大家为什么一声不吭？也许他们都有各自的难处，但也不至于难到连问一声都不能问呀？我在此特地存疑，等着他们将来解答。

他们还有一个让我不解的是，从来不对新潮小说和先锋诗歌作出评论。他们宁可钻进故纸堆里，也不对同时代的文学发言。我记得听平原君说起过，他在北京的一个什么会议上，见到某作家的张狂模样，十分反感。以陈平原他们的学术功力，要对85年以后的新潮小说作些研究和评论，不应该是件困难的事情。他们在90年代搞的《学人》刊物，我认为还是有相当的学术价值的。即便是退回到国学里面，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对于国学，尤其是近代学术，确实有重新认知的必要。我当时也对那一段的历史和学术，作过一番阅读，写了《论中国晚近历史》一著。曾经有人把《学人》的倾向称之为后国学，以此对照于当时流行的后现代。但后来《学人》的后国学好像也不了了之，其中的汪晖更是转而扮演起了那么一个稀奇古怪的角色。这其中的转换，突然得让人莫名其妙，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也暂且在此存疑吧。

相比于陈平原他们的稳稳当当，谢冕在我的印象里，却始终像个孩子那样地率性而为，率性而动。我觉得谢冕的心理年龄，比陈平原他们都年轻，比其学生黄子平更年轻。黄子平跟谢冕在一起说话，会让人感觉他们的师生关系是倒过来的。黄子平的沉稳，甚至沉稳到不无世故的地步，跟其导师谢冕的***澎湃，澎湃到像个大小孩的程度，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而且，谢冕一点不在意这个，还特意让黄子平给他的著作写序。这可能是8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道最为有趣的风景。不过，这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我看，北大中文系不会再有第二个谢冕，还很难出现黄子平那样的学生。黄子平一直到离开北大中文系，依然还是个贫下中教吧。跟我一模一样。空手而入，徒手而出，这也该算是一种潇洒。

由伪君子 2008-04-19, 00:53

6。唐晓渡和其他朋友的北京状态

说到唐晓渡，我联想起的总是诸如乔治·奥维尔，或者捷克的哈维尔一类的人物。在北京的文化圈里，唐晓渡的学养和人品，很难找出能够与之媲美的另一个。至于他能否做出类似于奥维尔和哈维尔那样的成就，则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之类的条件和他自身的努力了。但以他的“晓渡他人，搪塞自己”性格，难度不小。要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似乎都得张扬自己，搪塞他人。

我是那年，1986年吧，宗仁发把我请到长春，给我发了个小说一等奖，才认识了宗仁发从北京请来的唐晓渡。宗仁发真是个人物，他居然知道我跟唐晓渡会成为好朋友，特意作了那样的安排，让我和晓渡同住一室。第一个晚上，彼此一聊就聊到深夜，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我记得他那次谈得最多的，就是乔治。奥维尔的《1984》和《动物庄园》。我发现他思路非常清晰，而且还具有极其敏锐的直觉。有许多擅长理性思维的学人，通常在直觉上比较迟钝，比如汪晖的直觉能力就相当差。而有些直觉能力较强的人，理性思维又比较紊乱，比如肖夏林就是个不喜理性分析的直觉主义评论家。但唐晓渡恰好在这两方面都有相当好的天赋，甚至对神秘的事物，也有一定的感受能力。

见我和唐晓渡谈得很投机，宗仁发马上抓住机会，把我们的谈话录音下来，做了个对话，发表在他当时主持的《关东文学》上面。至于彼此究竟谈了些什么，我现在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那时候实在是谈得太多，写得太多，根本记不起来谈过些什么，写过些什么。至于读过什么书，更是被忘得干干净净。

但海德格尔那本《存在与时间》，我却始终记得清清楚楚。那年，晓渡从北京给我寄《存在与时间》时，在书里夹了封短信，信里说，把这本书读通了，其他书可以不必读了。我收到这本书之后没多久，天翻地覆的事情便降临了。然后我被送到那个地方。在最后的三个月里，我被允许看书，我于是就将《存在与时间》认认真真地安安静静地读了两遍。我后来把海德格尔之于存在的追问，比做《山海经》里的夸父追日。这意思是，海德格尔不是太阳，而是在奔向太阳的追问者。老子才是太阳。也许是这个原因，海德格尔晚年，十分着迷于老子的《道德经》。

至于海德格尔以降，雕虫小技而已。在这一点上，晓渡的眼力远比其他同辈学人要高远和深邃。

我后来因为晓渡的缘故，见到过他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其中有个叫做刘东。此人喜欢夸夸其谈，说起话来相当夸张，有点像京剧票友那样，以比京剧演员更加热爱京剧的方式，比诸如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文化人物更加热爱文化。刘东让我的感觉像是个文化那五。这可能也是80年代中国文化的一大景观，即虽然没有过去阔多了的背景，但也照样玩票，照样把文化当作鸟笼子那样拎着四处游荡，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场合。

有一次我在《学人》上读到刘东写的一篇美学文章，口气大得惊人，可是实际内容却空洞得不能再空洞。我当时就从朋友那里问到了刘东的电话，把他从梦里叫醒，对他说，你的这篇文章，从内容到语言，全都令人讨厌，就连说话的方式都是不对头的。我气哼哼地说了一通，才平息了心头的火气，挂上了电话。后来唐晓渡告诉我说，刘东被我说得一头雾水，并且再也睡不着，给晓渡打电话诉苦，说他被我的电话从梦中惊醒。晓渡后来对我说，他当时笑呵呵地告诉刘东说，从梦中被惊醒不挺好么？

不过，我后来想想自己也太唐突了，就算刘东文章写得太夸张，也没必要那么说人家。尤其是我后来听说了刘东跟他导师李泽厚的故事，对刘东反而生出了同情。

那故事是刘东在香港碰到恩师李泽厚，由于彼此间有过摩擦，刘东主动提出和解，请恩师吃饭。不料，李泽厚坐下后，一点不妥协地对刘东说，先把话说在前面，假如彼此说不到一起的话，这顿饭现在取消还来得及。结果，是一旁的刘再复再三打了圆场，才使刘东得以让恩师吃完了这顿饭。

刘东除了夸张和虚荣，好像没有其他毛病。在80年代，甚至直到今天，夸张和虚荣似乎都不算什么大毛病。

唐晓渡的前妻，崔卫平，夸张起来全然一副娥眉不让须眉的劲头。我在90年代曾经写过一文，赞扬当时的三篇好文章，一篇是北大李零写的《汉奸发生学》，此文我当时推荐给钱谷融看了，钱先生也赞不绝口。一篇是徐友渔谈论自由主义的什么文章，具体我忘了。还有一篇就是崔卫平的《文艺家和政客》。此文十分犀利，跟唐晓渡的儒雅完全是两种风格。但没想到，崔卫平被我那么一说，犀利个没完了。

那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丽娃河》出版之后，我从美国打电话通知晓渡，电话是崔卫平接的，说是晓渡已经搬走了。我楞了一楞，然后顺口对她说，我的小说出版了，可我没法送你们，只好请你们自己去买一下。不料，崔卫平在电话里叫起来说，李劼，你怎么如此狂妄，竟然叫我们自己去买你的小说看。假如我处在北京的气氛里，听到这样的话不会觉得有什么突兀。但在另一种环境里，觉得特别错位，仿佛那电话不小心被接通了精神病院的病房一样。

但崔卫平的才华，我依然是肯定的。尤其是她写的一篇评论上海女诗人陆忆敏诗歌的诗评，堪称佳作。至于她后来表示要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作，那就不知从何说起了。老实说，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上，我还没碰到过一个可以深入交谈的中国学人呢。我不知道崔卫平有多大的本事，能够教人家写作长篇小说。我也不知道她读过多少部长篇小说，更不用问，她自己到底写过几部长篇小说。

记得她有一次要考考我的演讲能力，把我拉到她所执教的北京电影学院去给一班将来要准备走上银幕的红男绿女开讲座。她告诉我说，你能镇住这帮学生，你就可以讲遍天下。她还告诉我说，那个《拯救与逍遥》的作者，在这里讲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讲不下去了。课堂里只听见叭啦叭啦的椅子翻板声，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当着演讲者的面，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

结果，我讲了将近两个小时，学生越来越多。讲完之后，他们不停地递条提问，最后临走之前，还有学生上来交流。倒是崔卫平自己，听得坐不住了，以一种女权主义的语气，向我发出一串串的质问。结果，学生被她跟我之间的争论给弄懵了。他们搞不懂他们的老师怎么跟她自己请来的演讲者争起来了。

在北京，搞笑的不止是男性学者。这个城市真是五花八门，精彩纷呈。

但讲座完了之后，崔卫平还是承认我讲得很成功，她兴奋地说，李劼，你真是可以讲遍天下。她哪里知道，我早已深深领教这天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正准备逃之夭夭呢。

那次讲座的时间，是在90年代。

唐晓渡生活在如此夸张的一个城市里，能够始终保持低调，保持他一贯的儒雅，真是很不容易。这是需要很强的定力，才能做到的事情。我对晓渡的修为相当佩服。我唯一不以为然的，是他抽烟抽得太厉害。

那次的东北之行，还碰见的一个有趣人物，就是洪峰。洪峰跟晓渡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但有一点他跟晓渡很相同，就是低调。洪峰不善言辞，非常木讷，但说出来的话却非常实在。

洪峰让我最感动的，就是后来彼此一起在北京相聚的情景。那时我们都住在戏剧学院的招待所里。为了能让我跟史铁生好好谈话，洪峰特意跑到雍和宫旁边的那个四合院里，把铁生载来后，径直背上楼来。我跟史铁生谈了很长时间，洪峰一声不吭地听着，听得非常认真，不插一句话。

洪峰在鲁迅文学院时，跟余华住一间宿舍。我有一次去造访他，路上正好碰上也在该院读书的一个女诗人，听说我去看望洪峰，主动给我带路。见了洪峰，他告诉我说，你怎么运气这么好，这可是咱们学院的院花。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我运气好，而是余华运气好。

跟洪峰谈话，能够长时间谈下去的主题，就是女人和爱情。他认为这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别看洪峰模样像个山民一样，其实内心非常细腻，对女人也有一副贾宝玉心肠。洪峰在创作谈里，公开宣布，他是为心目中的姑娘而写作的。所以我会在人物散文里写《少年洪峰》，不是少年维特。

洪峰是个和余华很不相同的新潮作家。而那样的不同，简而言之，就是他绝对不会习惯在北京生活。他需要一种真实的感受，他受不了北京的夸张。有一次，李晓桦请我和洪峰，还有和我一起出席北京电影学院讨论会的张献，一起去肯特鸡店吃饭。洪峰朝着门口那个笑容可掬的肯特鸡老头塑像瞅了好一会，然后十分迷茫地问我说，这是真的么？我忍住笑回答他，大概是真的吧。进了门以后，他又瞅着那些穿着同样制服戴着同样帽子的小姐们问我，这也是真的么？我回答说，这可能是假的了。旁边的李晓桦听得呵呵大笑，从此认定洪峰是个好朋友。

北京这个城市，确实很难让人分出真假。

洪峰在北京那些年，可能觉得不太自在。在文学院完事之后，他赶紧就回东北了。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他已经从长春搬到了沈阳。我在他那里住了几天，碰到了一些朋友。让我十分难忘又极为歉疚的是，沈阳的文学评论家辛晓征，深更半夜的特意大老远的赶来，无奈我的生物钟又到了要睡觉的时候。我没能跟辛晓征好好说上话，弄得洪峰对我十分不满，弄得我自己也对自己十分不满。须知，辛晓征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当年辛晓征在编一个文学内刊时，发了我许多长篇大论，不管如何尖锐，全都一字不删。我因此一直记得他。最近我听吴亮说，他在北京碰到辛晓征，不仅自己买了我的历史小说《吴越春秋》，还特意送了吴亮一套。我听了不由十分感慨，是朋友，不在于经常见面的。

李晓桦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他说，真正的朋友，分别十年，见了面就像昨天刚刚分手似的。

说起来，李晓桦也是在北京大院里长大的。可是他的作品也罢，他的人也罢，特别有北方式的人情味。他的诗歌很早就获得了什么奖，后来他在《收获》上发表的小说《蓝色高地》，也是一部描写西藏的力作。他最让我感动的是，他90年代在美国转了一圈之后，在北京彼此相见时，对我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他是带了摄像机和一个摄影师去美国的。他本来想把美国的种种阴暗面好好地拍上一拍。结果，到了美国一看，发现自己太可笑了。他说，不管怎么说，人家至少是人的国家。他说“人”这个字的时候，声音特别沉重。他说他后来拍了许多美国的风光，回国后准备做一部在美国观光的记录片。

90年代，李晓桦不再写作，做起了生意。但他的感觉，却一点没有因为转到生意上而有所退化。仅从上述这番话，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态相当正常。在我看来，能够在一个夸张的城市里依然保持心态的正常，已经难能可贵了。

就正常而言，李洁非也算是一个。李洁非后来也写过些小说。他的小日子似乎过得不错，美丽贤慧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儿子。平时喜欢下围棋，也喜欢看足球吧。要不，他不会把我比作文学和文化批评上的马拉多纳。这个比喻很好玩，因为两者至少在备受争议上，是相同的。

李洁非在80年代，写过许多评论文章，包括对新潮小说的评论。他虽然是个京剧爱好者，或者说票友。但他在文学和文化上却从来不做票友，而是非常认真地面对之。

同样认真的，还有潘凯雄。潘凯雄原来在《文艺报》时，曾混到了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份上。在8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也发了许多文章，包括我的文章。我写的文章，他一般都想方设法地发表出来，并且尽量不作删改。说起来，潘凯雄倒也是个耿介之士，所以最终还是被迫离开了《文艺报》。我最后一次见他时，是在一个朋友的作品讨论会上。彼此只来得及匆匆说上几句话。

这些在北京的朋友们，80年代都是风光过的人物。后来随着时过境迁式的变化，不得不在一个越来越夸张的城市里，纷纷自谋生路，自找出路。想到文学和文化上的生存困境，对于那些不择手段抢夺话语权力、从而改变自己生存境遇的同辈学人，倒也心生一丝同情。但我不能像黑格尔那样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深刻到最后，变成了一个无赖。所以，深刻也不一定是好事，得有个深到哪里去的质疑。

唐晓渡肯定不会喜欢黑格尔。但唐晓渡整天地晓渡他人，是否就意味着对存在就是合理的一种认同呢？我一直认为晓渡是有实力写出惊世之作的。他虽然已经写了不少，但我依然还在期待着。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晓渡有点像我在上海的朋友张献。张献在舞台上向他所置身的城市进发的时候，那个城市也在向他包围过去。同样道理，唐晓渡最后也有一个是被所在的城市吞没，还是他在那个城市里点亮一支心灵的蜡炬。我坚信，只要蜡炬被点亮，就不会成灰的。

2003年10月28日写于纽约

由伪君子 2008-04-19, 00:54

李劼:千疮百孔的学府和躁动不安的校园

1，废墟般的学校，残败不堪的学人

现在把叙述的长镜头拉回到学校里。第一章中的考研读研是春风得意的，但在这一章返回学校时，感觉却满目凋零，一点兴致都提不起来。

我在第一章里所讲的那些老先生在***以后重新整顿了中文系，余威尚在云云，确实令人振奋。但就整个的学府而言，其影响毕竟还是很有限的。这不是他们的力量不够，而是他们面对的是被几十年的政治运动糟蹋得惨不忍睹的学府，积重难返。

我在中文系留校之后，首先发现的就是，这个地方以前从来没有留过像我这种个性的人。我跟学校的整个体制整个人群是如此的格格不入，简直像是走错了房间。这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世界，被莫名其妙联接在同一个频道上。

假如说，大学被极权的一次次改造弄得面目全非的话，那么文科系统首当其冲。当年的***就曾经说过，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是问题最大的地方。所以，这两个系的遭受摧残当然也就最为严重。

我面对的同事，大部分是历次政治运动当中被选拔出来的留校教师，小部分则是***中残剩的工农兵学员，更小的部分是77和78级以后的本科生留校的。除了那更小的部分尚可交流之外，跟其他年龄段的同事，在学术上没有共同语言不说，在人际交往上根本连坐在一起的感觉都找不到。我即便是坐在他们旁边一声不吭，他们也会对我充满敌意。系主任齐森华在90年代，曾经以宋琳与我相比，说同样都是遇难者，系里的同事们对宋琳和对李劼的态度完全不同。他的意思是，宋琳和同事们相处甚欢，而我却老是格格不入。他的意思是，不是系里的同事们有过错，而是李劼有问题。

齐森华的话虽然对我有一种时过境迁式的非议，但也道出了一个秘密。须知，宋琳的留校背景和我的留校背景，正好是截然相反。

从77级到81级，由于后来的研究生还没有大批毕业，留了一部分本科生补充师资和做学生工作。其中，王圣思和夏中义宋耀良是属于师资留校的，而宋琳和刘勇，也就是格非，则是作为学生干部留校的。他们两个的留校，绝对不是因为宋琳会写诗，或者格非会写小说的缘故。有人曾经开玩笑说，宋琳是只狐狸，伪装得十分成功。他们说，宋琳的留校，可能跟他经常做好人好事有关，比如给同学剃头之类。而刘勇留校是为了让他当辅导员，然后又做中文系的学生团委书记。他认识我的时候，就是那么个角色。我当时只知道他是学生辅导员，不知道他正在学着写小说。

中文系的培养方针，虽然被老先生们强行作了一些校正，但传统依旧。这个传统就是，以政治的可靠性作为标准，并且尽量从农村来的学生当中发现培养对象。这不仅因为那些学生的阶级觉悟比较可靠，而且他们具有想留在城市发展的迫切要求。

极权统治最怕的是被统治者没有要求，一有要求，就可以像马一样地上套子，像狗一样地拴绳子了。宋琳和刘勇的留校，还真应该感谢几十年政治运动中形成的这个传统。至于他们两个如何混到被人家看中的份上，只有让他们自己“坦白”了。那里面的林林总总，我弄不清楚，但他们两个在人际关系上的功力，却有目共睹。老实说，不要说我这样的傻瓜，就是王晓明，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至于这是否也构成了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的一个特色，容当后叙。

他们两个尚且如此，其他就根本没法说了。简而言之，不要说坐在一起开会，就是平时在电梯里碰见，都会让人受不了。这并不是人家对你不礼貌，而是那种委琐的表情，鬼头鬼脑的样子，不说惨不忍睹，也得说一声不堪卒读。长年累月的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的人际斗争，把大学教师弄得在精神上空前的委琐，一个个都像是从精神病院里还没有康复就被匆匆忙忙地放出来似的。更可怕的是，他们还自我感觉良好，可能还会反过来认为我是出了毛病的人。比如齐森华就对此毫不讳言。

我在中文系的感觉，那些同事不是想把我送进监狱，就是想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事实上，我当年被弄到那个地方，发现有关我的所有罪状，全部来自系里和学校里的揭发材料。有关部门对我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也许是我已经去过那个地方了，他们后来才没有想方设法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但他们却把一个研究生，送到了精神病院里。因为那个研究生总说食堂里的饭菜有毒。要是在美国，一个学生被食堂的伙食弄到这种地步，马上就会派人调查食堂的伙食情况；可是在中国的大学里，却反过来把学生送到精神病院里。那是发生的80年代的事情。我知道此事之后，曾经非常愤怒地责问过，到底是谁出了毛病？我后来将这个细节写在了小说《丽娃河》里。

无论是从人性上说，还是从精神状态上说，中国一所所被政治运动折磨得面目全非的高等学府，才是真正的疯人院。因为按照那种政治第一标准，没有疯掉的学生，是不可能被留校当老师的。在整个留校的师资当中，我是非常例外非常例外的一个异数。我留校的时候，系里不知有多少教师反对，甚至以各种方式，把状告到我的导师钱谷融那里。要不是钱先生拿定主意，非留不可，我是根本不可能像宋琳和刘勇那样留在华东师大中文系的。

那两个本科留校的青年教师，有关宋耀良，我已经在前面的章节里说过了，被上海的青年同行公认是脑子出了毛病的人，但在系里面，他却被那些五、六十年代和工农兵学员留校的教师一致认为，是所有青年教师当中最最出色的一个。

由伪君子 2008-04-19, 00:59

另一个夏中义，是个说话娘娘腔得让人笑又不敢笑，不笑又不行的现代冬烘，一谈文学就是别车杜。在我留校以后，夏中义每次见到我，彼此要么不说话，他一开口就是系主任的口气，叫做“我们系里”。我们系里认为，你的讲课如何如何。我们系里认为，你的一些想法总的来说是可取的，但有些地方比较偏激了一点。我们系里认为，你的问题，比如住房，职称，确实都是应该一步一步解决的。他说起话来，咬字吐音非常严谨，“我们系里认为”这六个字，不是一气呵成的，而是一个一个地从嗓门深处蹦出来的，并且间隔着相等的距离，让人找不到重音在哪里。而这恰好是此君言辞和文章的特色。他说了老半天，写了老半天，你不知道他究竟在说些什么，写些什么。

钱先生好几次跟我谈起过他们两个。他每每问我对他们的看法，我总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使劲摇头。我摇得老头使劲点头，以此肯定我的摇头。然后小声嘱咐说，千万不要跟他们两个学。

不过，夏中义人虽冬烘一点，害人之心倒是没有的。他喜欢一种空头的认真，没有必要的认真，莫名其妙的认真，或者说，乱端架子的煞有介事。极为讽刺的是，他的这种空头煞有介事，却被那些从历年的政治运动中滚打出来的教师误以为是个最具有威胁性的人物，硬是死死地卡住他的职称评定，死也不让他提升副教授。这真正叫做误打误撞。他们根本不知道，夏中义要是升上去，或者当了官的话，不一定会成为他们的敌人，说不定成为他们的敌人的敌人。

这种例子在中文系不是没有发生过。有个叫做王铁仙的中年人，在系里做普通教师的时候，老实得一拳头打不出一个闷屁。要不是凭着他舅舅是瞿秋白，可能早被人一脚踢出中文系了。可是，他一旦做到了主管人事的副校长，回头整治中文系起来比谁都毫不留情，整天想着要开除这个，要开除那个。不仅要开除不听话的学生，还要开除不顺眼的老师。有个跟他同样资历的教师，就因为出国延长了归期，差点被他开除。那教师为此找到钱先生那里，请钱先生出面说项，才使自己没有被硬性除名。但王铁仙据此对钱先生非常记恨，认为他多管闲事。我出国后的被学校强行开除，这个瞿秋白的外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曾经公开说过，此公研究自己的舅舅竟然研究了一辈子，并且就靠对他舅舅的研究，当上了教授和博士导师。

当然，如今反过来想想，王铁仙至少还有个舅舅可以研究。还有很多没有舅舅可研究的比他更加平庸的教师，照样也在中文系混着，照样也做教授，并且还成为博士导师，带了许多研究生，以火车头和车厢倒过来的方式。不是作为火车头的教授带动学生，而是让作为车厢的学生，在学术上倒拖着导师前进。我相信，这绝对不仅是我所在的中文系才有的喜剧。我敢说，在80年代，甚至以后，导师驮在学生背上指导学生，乃是中国高校和各种研究所里的公开秘密，或者说一大景观。

就中文系的这种学术状况而言，夏中义的当不上教授，还真是非常不公平的。他至少对别车杜是认真研究了的。而且后来还写过一些学术论著。不过，与王晓明在思想文化上喜欢见风使舵略有不同的是，夏中义通常在学术观点上瞎猫乱逮死老鼠。他在论著里说话说得不到位还在其次，而且还总是把话说反了。比如王国维明明是越到晚年越精彩，他却说王国维越到晚年越糟糕。更好笑的是他后来写了本论著，居然把一些互不相干的文化人物供到一起，立上牌位，然后胡乱烧香，再朝着他们胡乱磕头。其中不该磕的，他也照磕不误。至于那些该磕的，又恰好是不磕也无所谓的。

但不管怎么说，他比那些从政治运动中滚出来的教授要强多了，至少比专攻舅舅的那个舅舅的外甥要强吧。但他就是当不成教授，连副的也不行。他又很想当一次系主任，可是说了好几年的“我们系里”，混来混去依然是个系主任助理。据说，后来他怅然离开了华东师大中文系，到其他什么学校的中文系去了。但愿他能活得如意一些。我虽然写到夏中义时忍不住要跟他开开玩笑，但我其实觉得他很可怜。每每提起他来，我不是想起契诃夫小说里的小公务员，就是想起鲁迅笔下的孔已己。与那个小公务员不同的只是，夏中义会在将军背过身去的时候，赶紧夸张一把，说上几句“我们系里”。但也依然是可怜的。

那些留校的本科生当中，心态最健康的，也就是王圣思了。王圣思的留校，可能跟老先生对他父亲的尊重有关。因为都是一样吃过苦头的人，彼此总有些同病相怜。而王圣思本人又在学问上非常好学，刻苦认真，并且思想活跃，行事开明。她90年代成为中文系总书记的时候，断然一扫旧习，将学生对老师讲课的评分，作为年度教学奖的评判标准。结果，让我这样的人有机会得奖。在她主政期间，我竟然连续获得系里的教学奖。

在80年代，王圣思跟我一样，是为数寥寥的留校青年教师。在一次讨论中文系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的会议上，她公开提出，要让系里的所有教师，到我的课堂里听我讲课，以此提高自己的学术和教学水平。如此大胆的建议，就连我导师钱谷融都不敢说，王圣思竟然非常认真地说了出来。而且无论是在口气上，还是在神情上，一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最有趣的是，她的着眼点在于提高系里的学术和教学水平，一点私心都没有。也就是说，她并不是认为李劼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而是真诚地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高中文系科研和教学的水平。我记得刚认识她的时候，夏志厚给她介绍说，这就是李劼。王圣思非常平淡地点点头，根本就不像一般人装模做样地大惊小怪。她平淡得让夏志厚显得说话不平淡了。在我周围的人当中，夏志厚算得上是个说话不夸张的人了，可是王圣思的朴素使夏志厚介绍我的口气变得有些夸张了。什么叫做这就是李劼？说声这位是李劼，就足够了，没有必要用“就是”来强调的。在我跟王圣思的交往当中，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哪怕是稍微带有点夸张的称赞，连语气里的夸张意味都没有。因此我非常理解她如此提出的动机，百分之一百是在为中文系的学术和教学水平着急，而绝对不是为了抬举李劼这个人。反过来，假如我因此而感到自得，那么不是她的不当，而是我的愚蠢。而我在此写下她的这个建议，也不是为了表明我如何了不得，而是想说明王圣思的心肠和心地是如何的朴素，如何的忘我。假如她稍微有点私心的话，绝对不会说出那么得罪人的话来。她不是不知道系里许多教师对我的看不顺眼，甚至充满敌意。说我一句好话都意味着得罪了许多人，更何况提出这样一个让所有在场的人听了、没有一个敢接口的话来？再说，她既跟我没有丝毫沾亲带故的关系，更没有说我一句好话可以得到任何好处的可能性。她说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我跟她的全部交往就是她来看望夏志厚的时候，夏志厚对她说了一句，这就是李劼。从人际关系上说，她没有任何理由冒这种得罪人的风险。这样的无私，虽然平淡，但真正细想起来，很少人能够做到的。比如我推荐格非小说给《钟山》杂志的时候，虽然觉得格非小说确实不错，但也多少带有推荐麻将桌上一个麻将搭子的意思在内，绝对没有帮助《钟山》杂志办好刊物的意思。

由伪君子 2008-04-19, 01:03

王圣思的建议从另一方面说，也是对开拓性和创造性的鼓励。她后来在出掌中文系总支书记大权时，经常对人如此解释她对我的看法。她说，对李劼的文章和讲课，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她说她本人也并非全然同意我的许多看法。但她强调说，重要的是应该鼓励大家在学术上有所开拓和有所创造。记得我那时在对外汉语系用英语开了一门英美文学选读，被人非议说，前不久还听李劼在学英语，怎么可以让他用英语开课？为此，她特意请对外汉语的系主任一起，到我用英语开的英美文学课上听课。听完之后，她和那个系主任非但没有取消我的课，还把我的课从选修课改为必修课。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而且，我也确实在那堂课上下了功夫，把海明威《白象山》，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和乔伊斯的《死者》，研究到了连一个动词所起的作用都揭示了出来。很可惜的是，我没有把那堂课的讲义整理出来，要不，是一本很有意思的小说赏析小著。

但这是在90年代王圣思当权的时候。在80年代，王圣思的建议再为系里着想，也没有被齐森华做主任的中文系所采纳。齐森华不敢跨出那一步。而且，他不管对我在表面上有多么奉承，骨子里并不真的认为，我的文章和讲课是具有开拓性的，可以被众人所借鉴的。他那一代的教师，无论在思想上在学术上甚至在日常交往中，都无法接受我这种类型的人物。说得极端一些，在神经病的非神经病之间，有个谁也说不清楚到底谁是神经病的问题。假如系里的那班教师都认为自己是正常的话，那么他们怎么可能受得了到我的课堂上听我的课呢？同样道理，要我去听他们的课，也会同样的受不了。两种状态，两个世界，互相怎么看，对方都是神经病。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深深领教过这些教师的讲课。虽然我本科读的是上海师大，但师资状况跟华东师大却是完全一样的。

我记得在一堂美学课上，美学老师为了证明美是客观的唯物论反映论美学，公然对学生如此论证说：

人人认为维纳斯很美，可是维纳斯在一只癞哈蟆眼里算得了什么？在雄癞哈蟆的眼里，雌癞哈蟆是最美的；而在雌癞哈蟆的眼里，雄癞哈蟆是最美的。癞哈蟆永远也不会认为维纳斯是美丽的。

那个美学老师说得非常激动，仿佛成了全世界所有癞哈蟆的最高代表和首席发言人。我在感觉那个美学老师可能要喊出一声激动人心的口号之前，赶紧逃出课堂。我怕他喊出，全世界癞哈蟆，联合起来！

大学确实是个疯子成堆的地方。美国大学里有美国式的疯子，中国大学里有中国式的疯子，虽然原因不同，但都左得出奇。所以读大学，尤其是读文科大学，确实是一次冒险，不说是次历险记，至少也得火烛小心才是。

读完研究生留校任教的我，真的就像走错了房间一样。除了面对学生比较开心，课堂里总是阳光明媚；一想到要面对同事，我总有些惴惴然。我有时不得不装出跟他们一样的表情，做出跟他们一样的笑容，但还是不行。他们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在精神病院里，谁不是病人，那些病人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同病才能相怜，不同病怎么可以一起共事？于是，我尽量不跟他们在一起。每周的政治学习，我是绝对不参加的。就是系里或者教研室的大小会议，也是能逃则逃。我在中文系十几年里，最惊人的记录恐怕就是逃会的记录。不要说严肃的会议，就连春节联欢，我都能不去就不去。在我记忆中，我只参加过一次系里的春节联欢会。我记得王圣思在会上唱了一首外国民歌，“小杜鹃叫咕咕”。那天见我出席联欢会，钱先生特别高兴，高兴得有些糊涂，竟然私下里问我，你怎么不去唱唱歌？老头好像特别希望我能跟大家打成一片。我那时静心做得小有成就，嗓门随之打开，经常在寝室里唱帕瓦洛蒂的《今夜无眠》。可我怎么能面对那些祥林嫂般的同事唱《今夜无眠》呢？

我后来看到一部美国电影，叫做《飞越疯人院》，是那个好莱坞怪星杰克。尼科尔森演的。我看完后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因为我发现中文系也罢，整个学校也罢，跟那个疯人院实在是太相像了。也许是这样的感受，我特别喜欢李亚伟那首叫做《中文系》的现代打油诗。

不过，中文系的教师再不对劲，比起学校的行政部门，尤其是后勤部门，还真是让人可怜的成份居多，愤怒却是谈不上的。尽管他们对我也够辣手的了，让我当了十几年的讲师，真不知他们从中获得了什么样的快感。但我依然可怜他们。激起我愤怒的，是学校的行政部门和后勤部门，或者说统称为学校当局吧。他们让我住了十几年的学生宿舍，并且最后那间大一些的寝室，还是我破门而入住上的。为此，被他们扣了好几个月的工资。

那样的宿舍，条件之差，如今回头想想，真是不可思议。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不要说洗澡的地方，就是如厕，都得硬生生蹲在两条水泥槽上，像是在练蹲功。而且公共厕所里永远臭不可闻。宿舍里，夏天没有空调，我又恰好天性怕热。离开学校前的最后一个夏天，我硬着头皮，拿出好不容易挣得的稿费，住在学校招待所度过了赤日炎炎的酷暑。到了冬天，宿舍情况更惨。整个楼里没有暖气，外面是零下多少度，宿舍里也零下多少度。早上起来，脸盆里的水都结成了冰。更可恶的是，由于我住的是学生宿舍，所以得像学生一样被管制。每天晚上，到了十一点钟，整个宿舍就被拉闸停电，一直停到早上六点钟，才恢复供电。还有十分恶心的是，因为是男生宿舍，不许女士随便进入，就连学生母亲来访也不许。为了能让女性造访者进门，我不知跟门房吵过多少次，不知跟宿舍管理部门拍过多少次桌子，甚至跟校长跟校党委书记都吵过架，以至这些家伙从来不知道我在学术上的成就，只知道我在跟他们吵架上的名声。一说起李劼，他们就会紧皱着眉头说，哦，那个专门跟学校吵架的人。

我住的学生宿舍是真正的人间地狱。人称筒子楼。在80年代，甚至直到90年代，凡是在中国高校里留校的青年教师，几乎个个都住过那样的筒子楼。只是他们住得安安静静，而我住得沸沸扬扬，闹得学校当局鸡犬不宁。但这并没有改变我的居住条件。我在筒子楼里一直住到离校出走，远走他乡。

筒子楼是80年代中国高校非常重要的文化景观，就像60年代的牛棚一样。许多80年代崛起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什么到了90年代居住条件稍稍一改变，马上就变得俯首贴耳？就因为他们住过筒子楼。被残酷的阶级斗争吓坏了的那代知识分子固然在精神上如同祥林嫂一样，只剩下眼珠间或一轮，还勉强表明是个活物。但80年代被筒子楼折磨过的又一代知识分子，精神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若要研究50年代、60代的知识分子，得从牛棚入手；而要研究80年代起来的那代知识分子，则应从筒子楼效应着眼。千万不要小看这筒子楼对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心理上所起的作用。几千年的极权传统，已经把中国一代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弄得相当脆弱，极权者一个眼色，一下喷嚏都可以把他们吓得胆战心惊，更何况让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住在地狱般的筒子楼里？就此而言，极权者80年代对中国知识分子不动声色的冷落和蔑视，在制造震摄和恐惧的效果上，并不比60年代的横扫一切和关入牛棚差到哪里去。

不要说那些住筒子楼住得十分听话的同行同事和同龄的知识分子，就是我本人，回想起那十几年的筒子楼生活，依然无法超然和平静。我想着想着，就想像美国电影《哈里之战》里的男主角那样，开着一辆坦克，把学校的那些行政部门和后勤部门通通铲除掉。

由伪君子 2008-04-19, 01:05

2。在课堂和麻将桌之间的日子

把课堂和麻将桌联到一起，是再搞笑也难以相联的事情。但我留校以后到那年事变之间的日子，恰好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打发的。

讲课和打麻将，在当时是我两个最大的瘾。我喜欢讲课，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根本不管学生听懂没有。但他们好像全都听懂了，有的听出了自由和人文意识，有的听出了其中可利可图的地方，悄悄地记下来，拿去做了小报告，给他们的入党或者直升研究生留校之类的前途，铺平了道路。

我给从大一到大四的学生讲过课，也给王晓明和其他人带的研究生讲过课。上海的高校，各处的沙龙，形形色色的研讨会上，我不知作了多少次演讲，没有一次写过讲稿。这不是我漫不经心，而是我没法事先准备好稿子做演讲。我早在大学实习的时候，就发现我根本无法就着讲稿讲课，就像我写作从来不列提纲也不打草稿。我没法列提纲，也无所谓草稿，一写就是正稿，最多回头润色一下。

我不知道这算是什么方式，感觉就像谈恋爱一样，无法事先设计好了，再去跟人家相谈。那岂不成了骗子？我不是说那些使用讲义和写作列提纲打草稿的都是骗子，我是说，我没有办法把一篇文章和或者一个演讲，重复成两遍以上。

我在课堂里或者在某个讲座上，通常讲着讲着，就开始顺当起来，而一顺当，就变成了自言自语。我经常讲到后来，会忘记听众的存在，仿佛在跟冥冥之中的什么人对话一样。我开始讲课的时候，眼睛看着学生，讲到后来，目光就直直的投在后面的墙壁上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在那次公安系统的讲课中，误把听众当作课堂里的学生，稀里糊涂地给他们讲起了《论***现象》。

有不少学生后来以各种方式和各种笔调描绘过我的讲课，其中大都是善意的，充满温情的。即便偶尔见到个别恶意中伤的，看到其他学生当中有人写出下列的听课感想，也不以为意了。真的，我没想到当时坐在课堂里的学生当中，还会有这样的听众。在此，我引出这个学生当年写的听课感受，以表示我的感谢。

“一夜秋风起。”那天其实是立冬之后的第二天了。但他却站在讲台上望着窗外说：“只此一句，足矣！”我看到他的两只眼睛犹如落叶，甚至其整个一个人，都像是飘落于讲台上的一瓣叶子。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想起几天前自己的几行诗句------“在这个季节，因为爱，落叶都绽放如花瓣”------其实，落叶以落叶的方式存在，而花朵，则走向它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去了。

时间穿越人体，而人体占有又切割时间，每一秒钟，都像是人在时间之树上新生或飘落的一瓣叶子。

人是一瓣叶子，他延着他自己的叶脉寻找生命的方位。在每一个交叉点上，他为时间取名，又为空间舞蹈。

他是一个舞蹈者。

一个可能性的舞蹈者。

他的思维之河奔涌于自己的血管------而讲台，也是他的神经元。

我看到所有的知识在他那里被打碎又编织，他用他的思维之河做经纬，又像抛泥丸一样洒落满天星斗。

我看到他手执可能性的彩绸，在舞蹈。

他讲自己的课，以自己的方式讲课，也以自己的方式给时间命名。

在他那里，他的存在就是时间的名字。

他是他自己的存在，也是作为一个人的存在而存在，作为一朵花蕾，一瓣落叶的存在而存在。

存在在他自己没有彷徨。

时间在他这里没有彷徨。

他给每一个学生送一大本书，写道：？，？，？。

他给每一个人（学生）送一个礼物------可能性。

------这就是他的开放性的授课；

------这就是他的创造性的授课；

------这就是他的富有人情味的授课。

他授课之时，也就是他思考之时，也就是他存在之时。

无论思考，也无论存在，在他那里，都是时间的名字，生命的名字，也是他自己的名字。

当一名教师，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讲课之时，不是在复制自己，不是在残酷地给学生强施整容手术，而是给学生一个可能性，又一个可能性，许多可能性，只要这种种可能性是真的、善的、美的之时，就是最好的教师。

而当一名教师，以自己的生命在时间的舞台上扮演（存在）出许多真、善、美的可能性的楷模，让学生自己去选择------即把方法和目的以真、善、美的形式融合之时------就是一名教师的最高境界。

后记：在师大读研期间，我慕名听过著名文学批评家李劼先生的许许多多课，算起来有四个学期的课（加上我毕业后的一段时间），这期间我从未缺过课。他讲歌德的《浮士德》、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托尔斯泰和卡夫卡，以及海明威和福克纳，等等，生动描述了20世纪的西方文化风景-----再加上另一道以《红楼梦》为主的东方文化风景-----李劼的讲课始终对我有着深深的吸引，以至于在近十年来的岁月中，我的生命、我的血液里都无不流淌着他的思想和精神。他对我的影响是一生的。

这个学生提到舞蹈，让我想起胡河清生前写我一篇小说的评论。我那时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做《无悲无喜》。胡河清读了之后，评论说，我的小说写得像是在跳舞一样。他在那篇评论里，以痴人命名我这个作者。

讲课在我确实有一种奇妙的快感，就像舞蹈家喜欢跳舞，演员迷恋舞台或银幕，我特别喜欢讲课。

由伪君子 2008-04-19, 01:07

可能性的舞蹈者，真不知这个学生怎么会想到如此一个命名。我的讲课和我的著述乃至小说和戏剧，全都是对可能性的一种迷恋。甚至跟女性在一起，都是对可能性的执着。一旦发现前面没有可能性了，我会感觉自己正在被死亡的黑暗所吞没。我痛恨那些迂腐的学院派，也在于他们总是把诸多的可能性固定成不可能。

然而，当我把对可能性的这种追求放到麻将桌上，那么后果就是灾难性的了。因为我不在乎实际的输赢，而是一心一意地无休无止地追求更大的可能性。赌场最喜欢这样的赌徒，而我麻将桌上的麻友们，当然也最喜欢找我打麻将。

这帮狗娘养的麻友，没有我坐在麻将桌上，他们就感觉不踏实，缺了个冤大头。虽然他们说起来还是诗人，比如宋琳；是作家，比如格非；是评论家，比如吴洪森，还有是后来到广东一个什么鬼地方做了编辑的什么运长，人称小豆豆。最后一个是后来到《青年报》做了记者的哥们，袁幼鸣。这些家伙的名字听上去都很古怪。有的故意弄得女里女气，比如宋琳。有的把自己打扮成洪福齐天的大吉大利之人，叫做运长。更有甚者，明明是个五大三粗的家伙，竟然把个名字弄得像是幼儿园里的小姑娘，叫什么幼鸣。只有吴洪森的名字，比较合乎逻辑，听上去像个黑社会的什么角色，比如青帮头子杜月笙帐下的管家或谋士。

假如你想了解一个男人是怎么回事，很简单，约他一起去趟赌场。同样道理，在麻将桌上日复一复，年复一年地一起混着，对方肚子里有几根蛔虫彼此都是一清二楚的。冬天的时候，大家冻得浑身发抖，还在使劲砌牌；夏日里不怕汗流夹背，不怕蚊子叮咬，一面不停地在脚上手上劈劈啪啪地拍打着蚊子，一面目光炯炯地盯着别人是不是已经挺牌。

我那时跟他们一起打麻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一下虚荣心。因为他们虽然赢我赢得昏天黑地，但对我的尊重却始终如一。我不许他们抽烟，他们只好不抽。我要坐自己喜欢坐的位子，他们也不忤逆我的习惯。反正我不在乎他们赢我，他们也不在乎对我保持敬意。偶尔来个幕间休息，他们一拥而出，跑到我的房间外使劲抽烟，抽完了马上回来继续操练。

吴洪森打麻将是头脑最清楚的，发现谁挺了牌，打死他也不会打出那张冲牌来的，北方人叫做点炮。吴洪森从来不点炮。但他会说出引诱别人点炮的话来，尽管并非是故意的。他有一次突然说，谁要是把那个胡耀邦给杀了，这天下就好玩了。后来果然应验，只不过不是他杀而已。其实麻将桌上的这帮家伙，哪有那么大的狗胆？吴洪森经常图过个嘴瘾。

格非也是从来不会犯糊涂的家伙，而且打牌十分果断，拿定了主意，一声不吭。那模样跟张艺谋很像，也跟我后来在纽约碰到的一个行为艺术家十分相近。那哥们竟然光着屁股坐到冰块上，然后上了《纽约时报》，一举成名。这类性格的人，通常非常坚忍，吃得起苦，也做得出事情。真正具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狠辣，也具有该妥协的时候就妥协的灵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看上去好像憨头憨脑。就像那个张艺谋，第一次带着《红高梁》电影到上海听反应的时候，居然土里土气地披着一件军大衣，弄得像个陕西老农民一样。

由伪君子 2008-04-19, 01:09

但千万不要以为写诗歌的宋琳会在麻将桌上犯浪漫主义的毛病。这家伙虽然判断不太准确，而且经常由于女朋友跟他吵架，弄得心不在焉，动辄点炮；但只要让他知道那张牌打出去要点炮的，他却是宁可吃下去也不会打出来的。宋琳点炮不让人讨厌，人人都喜欢点炮的傻瓜。他让人讨厌的是，打牌的速度特别慢，经常低着头在自己的牌阵里看来看去，也不知道在看些什么。为此，后来规定了打牌的速度，不许那么浪费宝贵的时间。磨磨蹭蹭，丢三拉四，跟人约好六点钟见面，起码要让人等到七点半、以后、才到。宋琳的诗人性格，主要是以这种方式体现出来的。

但宋琳也有宋琳的大事不糊涂。刘勇在一天天变成格非的时候，宋琳非常受不了。他不止一遍地问我，李劼，你真的认为刘勇的小说写得很好么？他故意不说格非，而说刘勇，暗示我是不是看走眼了。评论家是不好当的。不要说在复杂的文坛上，就是在朋友之间，在那张狗娘养的麻将桌上，都很难一碗水端得平的。

我记得宋琳后来与格非为了这事吵得很厉害。一个说格非小说写得不好，另一个说宋琳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来。为此，他们两个弄得差点像阿庆嫂和沙老太婆那样打起来，最后还是我这个胡传奎，硬是把他们劝开了。宋琳气乎乎地给我看他的胳膊，说他当过木匠，刘勇根本不是他对手。然后，宋琳拿出他写的小说给我看。我看了老半天，只好非常诚恳地对他说，宋琳，你的诗歌写得不错。这是我能够做到的最为委婉的表达了。虽然可以为朋友两胁插刀，但做人的底线还是不能突破的。

宋琳的诗歌确实写得不错。当时，有许多诗人效法埃利蒂斯，但我觉得唯有宋琳的诗歌最具有那样的感觉，如同地中海的阳光，非常灿烂。宋琳在诗歌里的嗓子是相当迷人的，尤其是会让一些情窦初开的女学生着迷。女孩子有谁不喜欢地中海的阳光？相比之下，同是中文系的女诗人徐芳，在诗歌上却怎么也达不到那么迷人的程度。但徐芳的诗歌里，有另外一种感觉，跟质朴相关。

后来写《中国人可以说不》的张小波，当时也算是比较出色的诗人。语言的力度要比宋琳强，但我本人不是很喜欢。张小波的声音太像《嚎叫》诗人金斯堡格。我后来在纽约的书店里，特意把《嚎叫》的原版诗歌翻出来读了读，实在读不下去。不过，张小波的自我评估是相当高的。有一次他到我家来，那时我还没离婚，住在女方家里。我请他在我的房间里吃饭。席间，我问他说，在同代诗人当中，有哪几个是你认为不错的。他装模作样地想了老半天，然后以一种深思熟虑之后的严肃口吻回答说，也就是，我了。

宋琳倒是从来不跟张小波争高低。宋琳谦虚起来，会让人认为他是一个自甘平庸的家伙。在那张麻将桌上，似乎没有一个会承认自己没有出息的。就连小豆豆，也写了不少小说。我给他推荐过好几次，好像还在某个不太著名的刊物上发表过。

小豆豆在麻将桌上是最具有董存端精神的人，假如我可以算作黄继光的话。没人愿意做邱少云，因为趴在地上时间太长，谁也等不及。小豆豆只要挺牌了，什么牌都敢打，比谁都玩命。据说，他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勇气。他看见一个叫什么沉的女生掉在河里，不顾一切地跳下去抢救，也不想想人家的个儿比他大好几倍。且不说名字就叫什么沉，人的重量更沉。后来就有了一个歇后语，叫做，小豆豆救什么沉—谁主沉浮？我本来不相信这个故事。后来我亲眼看到小豆豆和袁幼鸣两个跳到丽娃河里打捞被我扔掉的麻将牌，才相信那个故事不是虚构的。

但后来小豆豆好像学乖了。他有一度经常跟刘勇切磋，学了不少本事。不仅不再胡乱炸碉堡，而且懂得了如何察眼观色。

那张麻将桌上，虽然大家都在鼓励炸碉堡和堵枪眼，但暗地里却一个个都在向格非学习，向宋琳学习，没有人向我学习。就连那个四川幼鸣，也越来越沉稳起来。渐渐地，麻将桌上的人们，牛皮与唾沫齐飞，技巧共世故一色。

也许是我越来越不喜欢麻将桌上的这种进化，一气之下，把那副麻将牌扔进了丽娃河里。后来他们知道后，气急败坏，一定要我说出，是在哪里扔下去的。我被他们逼得没办法，只好走到桥上，胡乱指着河水说，大概扔在这个方位。结果，小豆豆和袁幼鸣两个，当场脱了衣裤，奋不顾身地跳入河里，打捞了老半天。最后冻得索索发抖地爬上来，说，可能沉到於泥里去了。

我被他们感动得只好去买了一副新牌，让大家继续操练。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间断过，大家一直打到通通出去点炮为止。没错，那年的事变，可以看作是这张麻将桌上所打出的最后一副麻将。至于各人的命运，不必细说，完全可以从麻将桌上各自的表现当中推算出来。

由伪君子 2008-04-19, 01:12

3。从批判者变成幸存者

有关宋琳的诗歌，我本来一直想写篇评论。当时他和张小波还有复旦大学的两个诗人一起出了本诗集，《城市诗人》。按照我原来的写作计划，把新潮小说作一个总结性的论述之后，就转到先锋诗歌的评论上。当时，已经有许多先锋诗人给我寄来和送来了大量的作品，包括上海那几个诗人的油印诗集《海上》和《大陆》。但在1988年的《诗刊》举办的那个运河诗会之后，我完全改变了想法，尤其是改变了评论宋琳他们诗歌的计划。

那次的诗歌讨论会，从船上一路到了扬州之后，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插曲，致使我对先锋诗歌的先锋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和众与会者在扬州的一个宾馆里刚刚住定，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宋琳和朱大可打来的。他们说，他们也到了扬州。我当时楞了一下，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因为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宋琳和朱大可让我跟唐晓渡说，他们也想参加。我后来跟晓渡说了。但晓渡请示了《诗刊》的主编之后，没能得到同意。因此，我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

他们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他们这次前来，是想跟与会的先锋诗人见面，商量一下他们正在编辑的《先锋诗歌导读辞典》一事。他们要我给他们安排这次见面。我当时觉得非常突兀，但看在朋友面子上又不能拒绝。我答应了。我打完电话后跟晓渡商量，晓渡说，既然你已经答应他们了，那就让他们来吧。

那天晚上，我把所有与会的先锋诗人，也即是第三代诗人出席会议的代表，叫到我和晓渡住的房间里，与朱大可和宋琳见面。当时在场的有韩东，廖亦武，周伦佑，欧阳江河，何小竹，苟明军，车前子，老木等等一大批诗人。还有唐晓渡和另一个诗歌评论家陈超。

等诗人们陆陆续续地到齐之后，朱大可连寒喧的话都来不及说，就向大家宣布，他正在主编一本《先锋诗歌导读辞典》。他拿出一本小本子，向众人宣读辞典的编委会名单。编委会里除了他和宋琳之外，还有我和唐晓渡，还有谢冕，等等许多人。

我当时吃了一惊。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我问唐晓渡，他说他也不知道这个编委会。但碍着朋友的面子，我不好说什么，只能听着朱大可继续往下说。

朱大可接下去开始宣读入选的先锋诗人名单，以及入选的诗歌篇目。听他宣读完了之后，在场众人谁也不吭声。当时的场面非常尴尬。多亏宋琳笑嘻嘻跟大家打了好几个哈哈，才把气氛缓和了一些。但气氛刚刚有些缓和，诗人们马上就开始发难了。首先是廖亦武说，他不想被编入辞典里。于是又有哪个诗人说，他也不想被编进去。周伦佑表示，假如谁谁谁的诗歌也编入的话，那么他坚决拒绝。其他诗人跟着闹将起来，有的说，那个诗人的诗歌不行，得拿掉。有的说，那首诗是狗屁，根本不能放在辞典里面。闹了一阵子之后，弄得朱大可有些招架不住。他只好表示，假如有什么想法，大家还可以商量。说后就匆匆忙忙地拉着宋琳离去了。

他们两个一离开，那些诗人马上围住我，问道，你们怎么可以如此随便地编诗歌导读辞典？

我摇摇头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些事情。

你是编委，你怎么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

后来他们问晓渡，晓渡说他也不知道。

于是，有人就说，他们不相信朱大可。他们对我说，假如这本辞典由唐晓渡和你李劼来编，我们愿意接受，否则就不接受。如此等等。又闹了一阵子。然后，我忘了是欧阳江河，还是周伦佑，向我建议说，李劼，你能不能把他们两个叫来，我们跟他们谈一次。我们要看看朱大可到底懂不懂诗歌，然后再作出决定，是否答应让他把我们的诗歌编进去。于是，我跟晓渡商量，晓渡说，那样也好，让他们自己商谈去吧。

结果，第二天，我打了朱大可和宋琳所住旅馆的电话，把他们叫来了。好像还不止朱大可和宋琳，还有另外一个人，据说是出版社方面的。

那天是在欧阳江河他们的房间里谈判的。双方坐定之后，我说，大可，他们有些想法，要跟你谈谈。然后又对那些四川诗人说，好了，你们有什么意见，现在就当着大可的面说吧。

于是，欧阳江河噌地站起来，开门见山地对朱大可说，朱大可，我们不信任你的诗歌鉴赏能力。假如你想继续编这本辞典，能否向我们证明一下，你确实能读懂这些先锋诗歌。他一面说着，一面拿出一本四川的先锋诗歌民间刊物，好像叫做《巴蜀诗群》。只见他随手翻出其中的一首诗歌，递给朱大可，说，请你当场给我们解读一下。

朱大可的脸顿时涨得通红通红。其实，不要说朱大可没碰到过这类事情，就是我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这哪里是诗人和评论家的会面，简直就是金庸武侠小说里那些江湖英雄的过招。而且如此的直截了当。说实在的，那一刻，我对欧阳江河不由刮目相看，觉得这家伙虽然平时说话喜欢夸张，但在这样的场合，倒也真的做得出来。

后来是宋琳给朱大可打了圆场，把刊物接了下来，说，我们现在先谈导读辞典吧，诗歌我们带回去看。朱大可赶紧说，对，我带回去看了之后，会给你们作解读的。

这场谈话后来是怎么结束的，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在他们谈到一半的时候，起身离开了。我觉得很没有意思。虽然我对朱大可的做法，非常不以为然。但又对这些诗人的如此计较，也觉得不是个味道。这实在是太江湖气了。

由伪君子 2008-04-19, 01:15

那场谈判当然是不欢而散。那些诗人后来又跟我和晓渡说了些什么，但具体记不清楚了。后来我答应他们，我会和晓渡商量出一个合适的编选方式，转告给朱大可。

当时，晓渡由于在操办整个会议，忙得不可开交。直到会议的最后一个晚上，他才抽出空来，和我商谈了一下导读辞典的事情。我们商量的结果是，由我回去转告朱大可，我们可以参加编委，选编诗歌，但必须要开个正式的编委会会议。在编委会的会议上，通过选举产生主编，然后再由主编负责编选工作。此外，编委会最好由评论家和编辑组成，诗人不宜参加其中。

我们当时这么商定，并非对主编有什么兴趣，而是想提醒朱大可，行事得有个游戏规则，做事得按照民主程序。同时也是提醒宋琳，诗人直接参加诗歌编选，会引起不必要的非议。因为诗人都有自己的诗歌偏好，而辞典不能带有任何这类偏好。因此，有诗人跻身于编委会，容易产生误解，以为辞典带有某种诗歌偏好上的倾向。

我回到上海之后，宋琳告诉我说，朱大可为了编这个辞典，特意到了华东师大的招待所里，等着与我见面。

我当即就赶到招待所。我发现，在场的除了宋琳和朱大可，还有一个他们两个的福建老乡。宋琳和朱大可都是福建人。那人是个小矮个，瘦瘦的，模样像殷国明。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只记得他曾经在福建的一个评论刊物《当代文艺探索》做过编辑。

听我说了我和唐晓渡的意见之后，朱大可表示他知道了，并且表示他会考虑的。然后说了一会，我就离开了。

好像是第二天，宋琳又把我叫去。到了那里，朱大可递给我一张编委的名单，还有他们选编的诗歌，说大概就这么定了。我问他，我和晓渡说的那些意见呢？他说，他正在考虑。但他又说，现在等不及了，出版社正等着要出版导读辞典。

我那天回到宿舍里，越想越不高兴。早在跟朱大可一起批判谢晋电影模式的时候，我就曾经对他说过，这种事情只能闹着玩玩的，不能当真，尤其不能当作安身立命的事业。我对他说，最终，还是自己的著书立说，才是正道。但他没有把我的话当回事情。《文汇报》上发表批判谢晋电影模式的文章之后，他一面叫我写了呼应他的文章，也就是我后来写的那篇《谢晋时代应该结束》，一面又转身接受一张什么周报的采访，把事情一下子弄大了，就像把个女人的肚子搞大了一样，想收回都来不及。不止如此，他又拉着我，在《上海文化艺术报》上，作了个访谈。就那么点小事，弄得沸沸扬扬。后来有个为谢晋辩护的女记者问我说，你们是不是想通过批判谢晋来扬名啊？我很不高兴地回答她说，你搞错了，事实上正好相反，是我抬举了谢晋。那女人听了，满脸惊诧，可能觉得我狂妄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但我说的却是实话。谢晋电影在美学上的层次，实在太低，根本不值得那么兴师动众的。就好比我现在假如大谈张艺谋电影，岂不是搞笑？谁抬举谁呀？这道理很简单。但由于被朱大可那么兴师动众地一张扬，很容易让人产生拿谢晋做文章的印象。

由伪君子 2008-04-19, 01:17

但朱大可却乐此不疲，让我十分失望。朱大可有时像个大孩子，有时又像个老谋深算的江湖人物。我觉得他骨子里是天真的，只是他喜欢扮演一些不天真的角色，比如热衷于做主编之类。因为当时有一股风气，谁做了主编，谁就成了哪个山头的座山雕似的。尤其是《走向未来丛书》的成功，使整个80年代(可能直到现在依然如此)的青年学子，将做主编当作一种风尚。因为做主编毕竟比写文章批判别人还要省力，且在效应上，又比写文章更加收效。就好比主持一个《重写文学史》之类的专栏，远比写作一篇重写文学史的文章来得省力并且讨巧。从效果上说，确实不失为一种成名的捷径。但我不喜欢这一套，我自己不走这种捷径，也对走此捷径的人不以为然。

我想了老半天，决定对朱大可说不。我那天写了一张字条，交给宋琳，让他转交朱大可。我在字条上表示，退出编委会。

当天晚上，朱大可就和宋琳，还有他们那个福建老乡，来到我的寝室里。他们三个坐定之后，那个小矮个一个劲地劝我，说是如今能够站在一条战壕里的人，越来越少了。朱大可也认为，彼此的合作非常难得。宋琳知道我要发脾气了，坐在一旁不说话，仅仅是跟着别人的说话声，一会儿点头，一会摇头，弄不清他到底是在表示赞同，还是在表示反对。

我听他们两个说完之后，对朱大可说了一番话，大意是，不要以为你批判谢晋，就真的比谢晋优越和高明。你很可能做出比谢晋还不如的事情来。我告诉他说，我曾经写过一篇《传统的批判和批判的传统》，指出批判者很可能会反过来成为自己的批判对象，这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距离。我还告诉他，虽说你是在编先锋诗歌导读辞典，但骨子里的意识，很可能毫无先锋性和先锋感。因为你竟然连起码的民主程序和对人的尊重都不懂，随随便便就把别人的姓名拿来做成一个编委会。我当即问他，这种行为跟专制极权行为有什么不同了？

我当时恨恨地说了一通，声音不高，但用词严厉。朱大可听完之后，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地从我寝室里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宋琳在一旁吓呆了，一个劲地嚅动着嘴唇，不知在说什么。因为根本就没有声音从他嘴唇里跑出来。

从朱大可出去的模样上，我看出来，他并非真的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也不是一个真正具有专制性格的人。他只是想玩把主编，过把瘾。

那时许多人都热衷于那些个玩法。找些有影响的名字，凑出一个编委会，然后自任主编，或者编上一本书，或者策划一套丛书，然后就成了一个人物。《走向未来丛书》那伙人，当年就是那么做的。这伙人的成功，诱惑了许多天真烂漫，或者烂漫而不天真的学子，蜂涌着走主编道路。事实上，也真有人经由主编道路脱颖而出，出人头地。成名成家一下子变得十分容易。谁都想试一把。一夜之间，皇城根下就可能冒出四大领袖，五大金刚，六大姑，七大姨。听上去就像混江龙，一丈青之类的名头，叫起来非常带劲。国人一听，马上心领神会。然后再是什么二龙山，威虎山，奶头山。捏着一本刊物，就像是占着一个山头。***的时候，人们忙着成立各种组织，建立各个司令部。这种狂热到了80年代则变成了抢做主编。形式略有不同，骨子里却是一回事情。假如文化精英的行为可以作为衡量历史进化的座标，那么这个民族从60年代到80年代，也就取得了这么一点进步。

可怜的朱大可，他也想玩一把。他哪里知道玩这种东西，仅仅有点江湖气是远远不够的，还得会耍流氓耍无赖。还得会把写文章的时间，全部化在玩弄权术上。里面的名堂经可多了，哪里是朱大可能够学得像样的。

自从那次谈话之后，我跟朱大可就人各有志了。后来，刘晓波到上海来，好像找过朱大可。他们两个倒是可以合作一下的，但也没见他们合作出什么事情来。我跟朱大可一直没有再见面。直到那年事变发生，一群人聚首起草那个作家权利和自由宣言的时候，才重新在一块坐了坐。至于那本导读辞典下落如何，我就不知道了，也不想知道。

1986年在北京的新时期十年会上跟刘晓波冲突之后，我写了《传统的批判与批判的传统》。这年，1988年，在跟朱大可分道扬镳之后，我进一步发现了所谓的批判，是非常靠不住的一种文化嬗变方式。我决意从批判者的角色中退出来。

由伪君子 2008-04-19, 01:20

我当时还没有想到重建人文精神，更没找到如何重建的途径，但我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不止在于专制的权力，而且更在于文化心理的痼疾，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国民性。文化批判的关键，不在于对权力话语说不，而在于对话语权力的警惕。因为专制不止是权力话语，而且更是一种文化病菌。文化批判不能再重演当年“五四”因为推倒什么而最后导致的话语复辟，而应进入到对文化心理痼疾的诊视上。当马克思说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时，他没有意识到，武器的批判也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文化心理的问题，只能用文化心理的诊视和人文精神的重建来解决。这是对集体无意识创伤的一种医治，而不是对话语权力的挑战和颠覆。

生活在极权话语之下的人们，很难避免感染专制的病菌。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带菌者，无论是站在极权的立场，还是站在反对极权的立场。专制的病菌并不因为你是一个专制的反对者，而使你免于感染。对专制的终极批判，恰好是对自身文化心理和文化人格的重新塑造。要而言之，我们不可能避免成为专制的带菌者，但我们有可能在一场与专制病菌的搏斗中成为幸存者。当然，严格来讲，这个主语应该去掉们字，因为事实上并没有我们，而只有一个孤独的个人，我。

我由此从批判者转向了幸存者，我由此将我第一部文化批判的论著，命名为“一个幸存者的批判手记”。

就此而言，我应该感谢刘晓波和朱大可，因为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批判者被批判。这远比所谓的剥夺者被剥夺要有意味得多。在批判者奋勇向前的地方，我退后一步，选择了幸存者。

有关“一个幸存者的批判手记”的写作，直接的起因是安徽胡永年的约稿。也是在那一年，1988年，我收到刚刚在创刊的《百家》杂志主编胡永年的来信，他希望我给该刊写稿。他本来的意思是想约我文学评论上的稿件，但我在写完那篇《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之后，对文学评论的热情突然锐减。这原因有很多。既跟诗歌导读辞典事件有关，也跟程德培在《文学角》发表对话后对我的不尊重有关，还跟我对整个文化氛围的感受有关，当然更加跟我对所置身的学院和系所越来越感到失望有关。我当时的心境颇有些心灰意冷。而我又在那年接连参加的几个会上，感觉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好像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又有什么事情在前面等着。表面上看，一切都很平静，但实际上又好像不会如此平安无事下去。在那样的感觉当中，我告诉胡永年说，我不想再写文学评论文章了。不料，胡永年回信说，你写什么文章都可以。只要你写来，不管什么文章，全都照发。

于是我就写了“一个幸存者的批判手记”。其中第一篇，是《中国文化的零哲学贫困》。其中的第四篇，是《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语言革命和语言复辟》。其中的第五篇，则是《论***现象》。

这个批判手记的前身，是我发表在上海的《青年报》上的一系列文章，诸如《悲剧意识和灾难意识》，《话说“现代人”》，《我之民族危机感》，《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生构和自我选择》。这些文章里的意思，我也曾在一些会议的发言中表述过的。比如，在一个纪念五四多少周年的座谈会上，我说，真正的民族危机感不是被日本人的刺刀架到脖子上，而是这个民族自身有没有更新的能力。

但我那时候对开会发言，相对来说，已经冷漠得多了。记得有一次去参加文联召开的什么会议，当时主持者是从市委宣传部转到文联去担任秘书长的黄安国。黄安国是原来市委宣传部那个课题组的负责人，所以跟我熟悉。在会议期间，他几次叫人到我身边，催我发言。但我每次都拒绝了。我不是不给他面子，而是觉得无话可说，更是觉得说了又怎么样呢？开会总要人发言，这与其说是为了发言而开会，不如说是因为开会而发言。言论成了会议的点缀。说得太多，再精彩，也不能改变我依然住在地狱般的筒子楼里，也不能改变我必须面对那些彼此毫不相干的同事，也不能改变我所走错的那个房间。

我记得余秋雨也出席了那次会议，他还特意提到我，说我的文章很有意思。我的始终一言不发，可能也出乎众人的意料。但我确实不想说话。再说，在当时的心境之下，很可能会说出非常尖锐的话来。我是不会说场面话的人，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我不会先打量一下，这次会议来了些什么人，大家都在说什么，会议的主持者希望大家说什么，如此等等。我这样的与会者，在有些人的眼里，很可能就是搅会者。以我当时的心情，也很可能会把话说到让大家觉得尴尬的地步。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天钱先生和徐先生都在会上，我不能随便乱讲话，以免让他们也觉得尴尬。那次出席会议，还是钱先生特意叫我跟他一起去的。因为他们老先生可以叫学校里派车接送。车到会场时，远远地看见余秋雨跑过来，很热情地跟钱先生招呼和握手。我那次是第一次见到余秋雨，觉得他很谦恭，但又怀疑他是装出来的。因为外面关于他在文革当中的说法，给人感觉他不会是个谦谦君子。但后来我发现，自己当时光凭流言作了判断。90年代，余秋雨在报纸上写文章，公开称赞我有关《红楼梦》的论著。这是怎么也装不出来的。当时就连我周围的朋友，都尽量躲着我，更遑论公开著文称赞了。

由伪君子 2008-04-19, 01:23

我还记得当时上海一些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学子，搞过一个什么沙龙，请我去讲过一次。我忘了讲了些什么，但我记得其中有原来上海师大历史系的刘昶，还有我所在的中文系教师程怡。程怡是上师大历史系元老程应缪的女儿，刘昶则是程先生的学生。他当年写过《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一文，用汤因比的挑战和应战理论解释中国历史。我读了文章之后，还特意跟一位与刘昶认识的同班同学去造访过刘昶，交流过看法。80年代，还真出了许多人才，虽然其中不少转瞬即逝。

现在想来，可能就是刘昶他们搞了那个沙龙。可能也是他们那批人当中的一部分，后来到日本去办了《历史研究》一刊。该刊在90年代发表了我好几篇长文章，包括论鲁迅和周作人，论曾国藩。那些都是我后来的论著《论中国晚近历史》中的几个章节。当然，那时候的想法比较明确了，就是重建人文精神。并且找到了一条基本的重建线索，找到了《红楼梦》、王国维、陈寅恪那一脉的文化传统，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了一个头绪。可惜的只是，那头绪还没理清楚，就被人搅了一下局。所幸的是，我依然幸存了下来。许多年以后，我被人提醒写旧事回忆，由此把以前被掐断了的线头，重新理出来接上。现在想想，假如我当年不懂得幸存，只知道批判，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转机。幸存确实比批判更重要。批判至多只面对专制，唯有幸存，才面对了专制的病菌，面对作为带菌者的自身。

因此，批判是容易的，但想要幸存，却非常不易。灾难过后，革命过后，批判过后，到底能有多少人幸存下来？这与其说取决于免疫力，不如说取决于对自身心理那种专制病菌的诊治。结束专制虽然不易，但人们毕竟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过。1911年也罢，1949年也罢，先后都宣告过专制的结束。但谁敢说，专制的病菌从此被消灭了？就像吸血虫病那样，纸船明烛照天烧了呢？

4。我走向那个象征性的舞台，走向黑压压的观众

1988年，我做的另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把胡河清推荐给了钱谷融。那年，钱先生原来并不准备招收博士生。但我向他力荐了两个人，一个是胡河清，另外一个人是当年发表《双向同构》时，给我写信，然后又通过什么人介绍给我认识的。我当时听他谈了谈一些看法，就推荐给了钱先生。由于我的力荐，钱先生改变了决定，继续招生，其实也就招了他们两个。

胡河清从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在静安区业余大学里教书。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他拉我去那里讲课。说是给学生开开窍，学校里也会付点讲课费。我跟胡河清的正式交往，其实是从被他拉去教书开始的。

当年在上海师大同窗读书时，胡河清很少跟班上同学交往。我当时搞不清楚他年纪有多大，看上去比我还苍老。后来人家告诉我，他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应届生同学之一。我有时看见他一个人噌噌噌地走到空地上，突然站定，然后就打起了太极拳。我既觉得有些好笑，又觉得这个人倒是完全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

我对他最深的一个印象，是有一次我在阅览室里看书，看见他正坐在一张空桌子上写着什么。我走过去看了看，发现他正在写一篇文章。我很好奇，问他可不可以让我看看。他一口答应。我于是拿起他写好的稿子看了眼。大概将近20页左右。让我非常吃惊的是，稿子上竟然没有一处修改的痕迹。这就是说，他是一口气写出来的，一字不改，也一字不误，就像人家打好草稿以后誊写的一样。他那篇文章写的是关于当时有个叫潘晓的、在青年报上发起的一场人生讨论。

胡河清给我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当时年级里组织交流毕业论文提纲时，我特意去听了他的发言。他从权利和义务冲突的角度，分析《哈姆雷特》中的王子角色。这在当时的同学当中，其思路之与众不同，可说绝无仅有。

我在大学时的那个班级，百分之九十的学生是历届生。这些同学都有一定的社会经历，当然也相当世故，并且势利。上海小市民通常所有的毛病，在班上同学当中一点不少。不要说胡河清，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在班上都是吃不开的。我是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同学当中才有人半真半假地对我说，将来若干年以后，你将成为一棵参天大树。也有人诚心诚意地对我说，我们班上将来就指望你了。但同时，他们当中又有人把我长篇小说如何如何描写社会主义阴暗面报告了系总支。

基于这样的氛围，班级里没有人把胡河清当回事情。偶尔有人会提及他的父母，因为都是当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或者提及他的外祖父，是当年北大的西语系主任。后来胡河清告诉我说，他母亲这一系是个大家族，祖上官至中堂。他外祖父当年留洋归来，在北大与蔡元培共过事。蔡元培还是他祖父祖母的证婚人。

我向钱先生推荐胡河清的时候，不仅提到了胡河清的才华，而且也提到了他的世家背景。我听钱先生告诉我说，他后来托人给胡河清的母亲捎过话，告诉她，胡河清在他这里读书。可是，钱先生告诉我说，胡河清母亲冷冷地回答说，我儿子在他那里读书，是我儿子的事情，跟我不相干。

我不知道后来钱先生在胡河清毕业的时候，一度要他走人，不想把他留在学校，是否与此有关。但我知道胡河清的母亲，确实在家庭上不想承担过多的责任。胡河清给我看过他母亲写给他的信。他母亲在信上说，她已经为了这个家庭，承担得太多太多，心力交瘁。她希望胡河清完全自立，完全独立，不要再让她操心了。

胡河清的性格，像他母亲一样刚烈，阳刚之气十足。但他内心深处却又非常敏感和细腻，宛如一个贵族少女。我后来在纽约林肯中心观看《欧根。奥涅金》的时候，看着台上的达吉雅娜，不知怎么的会突然想起胡河清。胡河清内心那种贵族少女一般的清纯，与他不无苍老的长相，实在是个巨大的反差。没人会想到，在胡河清苍苍然的外表底下，会深藏着一颗达吉雅娜式的心灵。当然，像这样的性格和气质，无论是生为须眉还是生为粉黛，都是不合时宜的。尤其是生为须眉的外表，却深藏着粉黛的柔婉，一旦碰上流氓便是大凶大祸。就此而言，《欧根。奥尼金》里的男主角拒绝达吉雅娜，无形之中是救了她。但胡河清却没有这么幸运。胡河清的命运正好相反。假如上帝在冥冥之中也设有法庭的话，那么我希望上帝能够听见我的声音，就算胡河清命当如此，至少也应该惩罚作恶的流氓。

胡河清当年曾经报考过戏剧学院的研究生，但被人挤掉了。也就是听他愤愤不平地说了那样的经过，我才决意把他推荐给钱先生。我是想为朋友做件好事，哪里想到他最后会被流氓所伤。

我对中文系那种人际环境的憎恶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当我说那个学府像个疯人院的时候，我同时想说的是，也是一座精神监狱。这个监狱的本性就是要扼杀所有不想成为囚徒的人，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

假如明白了这样的事实真相，那么80年代风起云涌的学潮也就可以得到一个直接的解释了。不说别的，就以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就可以说明，当时的学生心中，憋了多大的愤懑。

由伪君子 2008-04-19, 01:26

我有一次在食堂排队买菜，前面是个从外地来读书的女生。那女生不知抱怨了句什么，里面打菜的上海女工，马上张开血盆大口，臭骂那个女生。其用词之下流之肮脏，让人分不清是从嘴里出来的还是从胯下出来的。

而同样的下流话，我后来的隔壁邻居，一个校房产科员的岳母，也曾扔到过我的头上。原因是我指责她的男人半夜三更躲在窗下偷听我和女朋友谈情说爱。那个老太婆仅仅�***渑鲈诜坎疲涂梢园盐艺庋慕淌Σ环旁谘劾铩Ｓ纱丝梢韵爰＠锏牡燃豆勰畹叩沟搅耸裁吹夭健Ｒ怀〕〉恼卧硕呀淌Υ虻搅搜５牡撞悖谎乖诟撞愕脑蚴强闪难Ｏ胂肟窗桑桓隹创竺诺谋０踩嗽保伎梢远爬鲜ζ瓶诖舐睿慰鏊敲娑匝钡那钚准瘛�

麻将桌上的四川幼鸣毕业去了《青年报》之后，特地为此做过我一个题为《法律与权益：新个人主义的核心》的采访，让我痛痛快快地说了一通教师学生在学校里应有的权益。这个采访记录，后来发表在《青年报》上，再后来，被收录在我那五卷本思想文化文集的最后一卷里。

80年代的学生风潮，当然有许多原因。但更为直接的原因，与其说是政治上的动荡，不如说是学校那种荒唐之极的被颠倒过来的等级观念和学校制度对学生的压制和迫害。学生考上大学时的风光和自信，进了学校之后，被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侮辱，打消得干干净净。他们就是没有借口，都想大声叫喊几下，更不用说找到理由上街了。学生喜欢上街，其实并不是对国家大事有多么的关心，而是他们发现，唯有在上街的时候，他们才能在学校里得到尊重。或者说，那些平时欺负他们的班主任辅导员尤其是那些学校勤杂人员，才不敢对他们穷凶极恶。换句话说，他们只有通过上街，来换取他们的尊严，同时享受一下自由的美妙。他们上街的时候，人人感觉到做人的快乐，感到一种空前的解放。

中国学生喜欢上街的秘密不在于政治变革，而在于学校里面的种种不公。中国学生在学校里，从来没有主人的感觉。学生是学校的主人。这样的道理恐怕直到今天，还没有被学校当局或者政府当局真正认识到。1986年底1987年初上海那场学潮的起因，就是交大的学生在一个演唱会上跳到台上跟歌唱者共舞，结果被保安毒打，从而引起风潮。其实，那样的冲突，几乎每天每时每刻地发生在校园里，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那年的学潮，我几乎置若罔闻。我当时正被恋爱和离婚纠缠得昏天黑地，一会儿甜蜜，一会儿痛苦，分不清是日是夜。

但我通过吴洪森，知道一些情况。我也见过那个由于作为学生代表和校方谈判而被开除的学生。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学校后门的一个小餐厅里。吴洪森特意把我叫去，安慰那个学生。那个学生告诉我，开除他的是当时的教务长，王铁仙，也就是后来当上了副校长的那个瞿秋白的外甥。我感觉这个家伙很像周恩来的那个养子，看上去像个白痴，但面对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毫不留情。

那个学生说着说着，眼睛里湿润起来，声音也有些哽咽。吴洪森不住地安慰他。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里憋得很难受。我当然不会想到，许多年以后，我也会像这个学生一样，被瞿秋白的外甥开除出华东师大。

当然，毕竟时代不同了。要在以往，这样的开除意味着整个一生完蛋了。但既然改革开放的大门已经打开，想要关也关不住了。那个学生经过十年奋斗，最后在生意上有成。我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大款，并且还在雄心勃勃地准备进一步的发展。

至于我接到学校的开除通知时，我对朋友如此形容那张开除令说，这就好比他们看着老虎跑进山林，然后在老虎背后朝着老虎尖叫，你被动物园开除了！

有关华东师大那年的学潮，我后来还是听纽约的一个记者跟我说的。因为她当年曾经去学校秘密采访过。其实说白了，学生想要的无非是自由和受到尊重。虽然那样的要求通常被诉诸改善伙食之类的经济诉求。因为学生懂得，在不能提政治诉求的前提之下，只有通过提出经济诉求，来争取得到校方的尊重。

然而，不管我如何同情和理解学生的处境和要求，但我对学生运动，却一直是消极的。我天性不喜欢群众运动。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假如要以上街和不上街做划分，前者是左派，后者是右派的话，那么我肯定是个右派，而不是左派。我不喜欢法国三流作家萨特，除了他的作品不上台面之外，另外一个作品之外的原因则是，这家伙动不动就上街，并且特别喜欢作秀。就连人家给他诺贝尔奖，他也不放过作秀的机会。据诺奖评委透露，萨特先是拒绝诺奖，后来又悄悄地向委员会讨钱，要他们给他那笔奖金。当然，人家不可能给他。但人家也不在外面抖露此事。总之，我不喜欢扮演萨特所热衷的文化角色。

由伪君子 2008-04-19, 01:31

胡耀邦逝世的那天，我在校园里看见出现了许多悼念性的大字报。我感觉又要起学潮了。但我根本就没有把学潮跟我联系到一起。

第二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去第一学生宿舍找麻将桌上那些狗娘养的麻友们打麻将。我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就看见了这群家伙，一个个十分激动地冲出来。我以为他们在跟什么人打群架。不同寻常的只是，宋琳冲在第一个，见了我，招呼说，李劼，一起去吧。由于有过那次导读辞典的不快，宋琳不敢对我多说什么。而我也被他弄得有些莫名其妙，怎么跟人打架也叫我一起去？接着是格非走过来，拉着我说，走，走，走，李劼，一起去，一起去。我本想告诉格非说，我不会打架的，我最多只能在旁边看看。我甚至还抱着等他们打完架，再回来打麻将也不迟的心理。而且，到时候还可以一面打麻将，一面说着打架中的趣闻逗乐。

我没想到，他们根本不是去打架的。他们风风火火地涌进了大礼堂。大礼堂里是学校请来的交响乐团，正在演出音乐会。并且已经演到了最后一个节目，好像是高唱国歌，还是高唱什么。

一群人涌到后台时，节目正好演完，观众纷纷站起来，准备离去。这时，宋琳突然冲到台上，朝着准备离去的观众大声喊道，大家不要走，不要走，我们接下去为胡耀邦举行追悼会！于是，不仅是观众坐下来了，而且从外面又涌起来了许多学生和其他人等。

这时，格非对我说道，李劼，不能让宋琳一个人在台上。他的意思是，叫我也站出去。我当时被这突发的事情完全给弄懵了，根本来不及从打麻将的闲情逸志里迅速地转入如此火爆的场面。

紧接着，宋琳噌噌噌地走回后台，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李劼，你第一个发言，只有你说话，才能让大家安静下来。

格非也连忙说，对，对，李劼第一个讲，第一个讲。

要是这是一场打架，我肯定一点也不会沾边的。但这是一场演讲，我却怎么也推脱不掉了。确实，麻将桌上的这群人里，没有人比我更会演讲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义不容辞的。就好比突然有人病倒，做大夫的肯定应当履行一下职责。

我当时根本没有想过，他们到底商量了些什么，他们的行动方案又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事先一点没跟我商量？为什么连个信儿都没有透露给我？

直到今天，我都没问过他们一声，他们当时究竟商量了些什么？是怎么商量的？假如天底下还有比我更糊涂的人的话，那么只有《红楼梦》里那个呆瓜了。

当时，没等我反应过来，宋琳已经再度冲到台上，高声宣布这次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名单。宋琳念出的名单中，第一个就是我，李劼。我一下子成了整个行动的最高领袖，名列前茅，还第一个演讲，比黎元洪当年突然做上大总统还要快。

整个戏剧性场面中最富戏剧性的，是我那该死的口才。我是在宋琳宣布接下去请著名评论家李劼给大家演讲之后，才从懵懂中醒过来，意识到我要站到黑压压的人群面前讲话去了。从宋琳把话筒塞到我手里，到我走到台前，在仅仅一分钟不到的时间里，我竟然能够飞快地进入角色，讲出了一番连我自己都意想不到精彩的话来。

我先是表明自己从来不喜欢群众运动，接着指出胡耀邦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亲密的朋友，他的逝世，将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标记性的损失。然后指出，整个中国历史已经处在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很可能不在当权者手里。也即是说，历史的主动权很可能已经转到了我们的手里。历史将由我们来创造。我们将创造历史。如此等等。

整个演讲，完全像是一篇准备好的宣言。我不仅以自己的演讲证明了在宋琳宣布的筹备名单里我为什么排在第一个，而且证明了宋琳为什么请我第一个发言的缘由。假如我告诉别人说，整个筹备过程，我一无所知，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因为我讲得那么明确，那么清楚，听上去一切都是有备而来的，一切都像真的一样。

我实在搞不清楚，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本事。我在平时讲课也这样，从来不作任何准备，只要走到讲台上，一开口就是一篇完整的演讲。

这可能真的是天意。不管我多么不情愿卷入学生运动，不管别人事先作了什么样的筹划，我只要走到台上，一切都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无论如何也赖不掉了。

麻将桌上的炸碉堡堵枪眼，只要我一出现，就全部由我承包了。而且承包得如此彻底，什么人都不连累。后来他们一再问起，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好全部承认下来。因为那些最富有煽动性的话，确实是我说的。

时过境迁，没有人会觉得我为他们承担了什么。格非后来干净得一尘不染，并且平步青云，成为当红作家，最后顺利抵达文学博士和清华大学教授。

事后想起来，我当时被他推上去的时候，竟然忘了他在《迷舟》里的那句警告：小心你的酒盅！

这在我的故事里，却是，小心你的演讲！

我一直没有弄明白的是，格非为什么那么积极？他当时正在出名的时候，万事如意的时候，应该没有什么不平之气要出呀？他凭什么要像宋琳那样豁出去呢？

宋琳的冲动，可能跟他的家世有关。他的父亲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枪杀的。他曾经有过刻骨铭心的经历，深夜里，拉着板车，把父亲的尸体拉到荒山野地里埋葬。那时他还很小，不到十岁吧。

我必须承认的是，我当时确实被他们感动了。尤其是被宋琳。他平时可是知道要点炮的话，绝对不肯打出那张要闯祸的麻将牌的。他那么的不顾一切，就算是在跟人打架，我也只好走上前去。至于格非，一个打麻将绝对不肯点炮的人，竟然也变得那么坚决。就算是他的一念之差，我也认了。

由伪君子 2008-04-19, 01:31

那一步跨出去，一切都将改变，永远也退不回去。但我想都不想地跨了出去。所谓的承担，是无法细想的事情。而且我根本就没想过我去拯救什么。我是个逍遥惯的人，以十分逍遥的方式，以极其逍遥的步调，走向一个没有了逍遥的世界。至于前面是什么样的后果在等着我，我不在乎，也无法在乎。我觉得自己要做的那个演讲是很平常的，一点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就像平时讲课一样，就像走进课堂里，走到讲台跟前一样，我走向那个十分具有象征性的舞台，走向黑压压的观众。

(全文完)

2003年10月22日

下午1：45分

完稿于纽约

由伪君子 2008-04-19, 01:50

李劫：86年新时期十年文学研讨会

1、电梯门口相遇刘晓波

86年好象是个到处在总结的年头。有不少地方召开“新时期十年文学”的研讨会。我参加了其中规模最大的二个，一个是由《上海文学》和辽宁文联的《当代作家评论》在沈阳和大连召开的，一个则是在北京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及其所刊《文学评论》召开的。我记得那次给我寄会议通知的是《文学评论》的一位编辑，李兆忠。李兆忠是当年华师大本科毕业的校友，因为编发过我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文章，彼此相识，然后又成了朋友。接到会议通知时，我对这个会议是很茫然的。我全然不知当时的北京文艺界理论界、思想界和政治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当时的文学研究所及其《文学评论》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更不知道其所长和主编刘再复作为党内改革派在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与保守派如何地角力。我其时一面全身心地关注和评论85年出现的那些新潮小说，一面一气写完了我的第一部论著《文学是人学新论》。

我那时经常跟吴亮和程德培见面，商谈不断冒出的新人新作。程德培整天忙着流览各种期刊，一会儿发现一篇新作，一会儿又发现一个新人。我和吴亮则跟在程德培的发现后面，就那些新人新作指点江山。我跟吴亮虽然在为人处事和思考写作上的风格完全不同，但在自由散漫上，却气味相投。彼此都是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家伙，根本不管外面比如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时还难免校园里的俗气，会很认真地把自己的文章交给《文学评论》发表。吴亮和程德培似乎除了《上海文学》之外，对其他刊物都不太在意，他们可能连《文学评论》是什么地方主办的都不怎么关心。我们当时不约而同地把文学评论能否跟时新的小说对话，不管小说先锋到什么程度也始终保持在批评上的同步和透彻，看作是最为重要的。至于理论上的突破之类，彼此都不太有兴趣。就算我已经写过双向同构那样的理论文章，我也没把理论建树当回事。再加上我的导师钱先生，也是个自由散漫的人。他从来不会提醒我，诸如北京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之类，一如他从来不过问我喜欢写些什么。因此，在我和吴亮还有程德培的心目中，北京的这个十年文学讨论会，未必比上《上海文学》和《当代作家评论》已在沈阳开过的那个同样主题的讨论会更有趣。程德培那次不知什么原因，都没有去北京出席会议。而我和吴亮虽然出席了会议，却也因为种种原因，具体记不起来了，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个会议很当回事，在会上有些吊儿郎当。记得第一天是刘再复作主题报告，我不知在忙些什么，根本就没有听。连会上纷纷传说的钱钟书出席会议这么重要的事情，我都是后来听说的。说来好笑，刘再复那天作了什么报告，我是直到十多年后，彼此在再复的美国家中随意聊天时，才听再复告诉我的。

记得是刚到会的那天，我正稀里糊涂地站在电梯门口、不知该干什么的时候，突然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问道：你、你、你就是李、李、李劼吧。我回头一看，是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青年人，跟我一样戴付眼镜，说话比我还要结巴。正在我不知如何称呼人家的当口，对方自我介绍说，我叫刘晓波。嗨，他说自己名字的时候倒一点都不结巴。我当时就对他有了好感。不仅因为他比我更结巴，而且他介绍自己的时候很简单，没有任何其他拖泥带水的成分，比如是哪个学校的、是什么样的研究生等等。我赶紧说，噢，我知道你。我确实知道他。是正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马相武告诉我的，他要我注意一下有个叫刘晓波的人，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文章，观点跟我非常相近。我没想到一到会上就碰上了，一时间有些欣喜。但他接下去的话，就让我有些不知所云了。

这次咱们跟他们好好整一下。我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只猜到那个“整”字可能是东北土话，含有折腾的意思。但我不明白那个“他们”是谁。一直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我才知道刘晓波准备跟谁整一下。不过，刘晓波也许以为我知道北京发生的林林总总，也许以为我也跟他一样，是有备而来的，准备在会上大干一场。他肯定不知道我不仅毫不知情，而且根本没有他那样的心思。就算他说的是向刘再复发难，我也根本没有看过刘再复的文章。有关刘再复，我只听我导师钱先生说过一次，说是刘再复所谓性格组合论所说的那些意思，在他钱先生早年有关“文学是人学”的文章里，早就说清楚了。既然如此，我当然没有必要再多费心了。但刘晓波显然不知道我的这些毫无来由的来由。要不，他不会那么不容置疑的认定，我会跟他一起跟“他们”瞎整。

刘晓波对我的这种误解，在第二天下午的小组讨论会过后，更加坚信不移。因为在小组会上，我跟刘再复当面争论起来，在有关人道主义的理解上。会后碰到刘晓波，他兴奋地对我说，听说你已经跟刘再复干起来了，好，好。他一面说着好，一面目光里有些黯然，仿佛没能抢在我前面打响第一枪似的。

高潮好像是从第三天的大会发言开始的。先是我说了一通有关人道主义想法，那是对小组会上与刘再复的当面争论所作的进一步补充和发挥。我说完后，是刘晓波发言。刘晓波一上去就把整个现、当代文学狠狠地臭了一通，除了鲁迅，几乎没有一个是像样的。我有关人道主义的说法，已经够激烈了，因为刘再复的主题报告就是关于人道主义，而我说了与此完全不同的看法，虽然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刘再复的报告。不过，刘晓波的激烈显然不是在意思上，而是在语气上，仿佛一桌人在认认真真地打牌，突然来了个草莽人物，将牌桌一把掀翻在地。相比之下，我不过是说这牌不能这样打法罢了。

我和刘晓波先后发过言之后，会场上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好像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不同的声音并且如此的不买刘再复的账。一些年青人说，这个会有开头了。另一些比较稳重的人，则对此表示忧虑起来。但不管怎么说，会议的气氛相当活跃了。人们不管抱着什么想法，怀有什么意见，全都激动不已的，仿佛不是来开会的，而是来看戏的。

就在这样的气氛下，晚上的南北青年评论家对话会将这一切推向了高潮。我一到会上，刘晓波就过来拉我说，李劼，别坐在后面，坐到前面去，跟他们瞎整。我没有听他的，依然坐在最后一排。这不是我薄刘小波的面子，而是我不喜欢过于抢他人的风头。在座有许多青年评论家，我凭什么让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自己身上来。那年头青年评论家和青年作家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谁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仿佛早期***闹革命那样。至于我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并不是因为我要与众不同，而是我本来就是那么想的。

对话会开始后，刘晓波就抢过话筒，滔滔不绝，讲了很长时间。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主持会议的罗强烈，《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也是个青年评论家，被刘晓波如此长时间占着话筒弄得很不高兴，当场对他说，你不能这样，让别人也发表意见嘛。

折腾了好一会，刘晓波终于让出了话筒。当时忘了是谁接着发言的，但显然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内容，否则会场里不会有人提议说，让李劼发言，让李劼发言。虽然刘晓波占话筒让主持人不悦，但前来开会的人，却个个都想看好戏。这是中国人凑热闹的天性，文人们也同样如此，不管是青年的还是年老的，全都有这样的心理。加上那天刘再复本人也在场，弄得众人更来劲了。

当罗强烈将话筒塞到我手里的时候，我一时间不知说些什么。因为我那天并没有准备发言。在会议之前，先后有二个人找到聊天，一个是李陀，还有一个是我第一部论著《文学是人学新论》的组稿人和责任编辑，即文学研究所新学科研究室的主任，程麻，原名程广林。

程麻在他编我那本书的时候，向我提出，假如我愿意去他主持的新学科研究室，他将非常高兴。这次在会上，我跟他是第二次见面。他当时特意前来将这个会议前前后后的背景告诉我。他说，陈涌他们同时也在开会，跟刘再复唱对台戏。陈涌他们说刘再复的人道主义就是当年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具有严重的自由化倾向。大意如此。

我听程麻这么一说，方才恍然大悟，刘再复在小组会上一再对我说彼此最终是一致的，原来是这个意思。在小组讨论会上，我一再地强调不同意刘再复对人道主义的解释，刘再复却反复地对我说，李劼，我们总的来说，还是一致的。不，我马上回答，我们不一致。不管我如何固执己见，刘再复依然坚持说，彼此是一致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程麻接着还告诉我说，刘再复对我的个人印象非常好。他说，再复说李劼这个人非常率真。其实，我对刘再复的印象也非常好，感觉相当的温文尔雅。程麻显然看出我对再复也颇有好感。他问我愿意不愿意跟再复谈谈，他可以帮我安排一下。我当即表示愿意。

由伪君子 2008-04-19, 01:50

我跟程麻谈完之后，刚想出门，就碰上李陀前来。李陀当时好像是北京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是个在文坛上非常活跃的人物，已经号称陀爷。忘了在哪里跟他初次相见了，但彼此都很有好感。他那付北方少数民族型的英俊模样里，总是透出一股很仗义的豪气。跟他交往很容易产生的一种感觉是，倘若找女人各有所好的话，那么交朋友就得交李陀这样的哥们。

李陀进来时，端着一个盘子，里面装着几瓶冰镇汽水。他笑呵呵地到我房里一坐，跟我天南海北地聊了一阵。在谈到我的毕业分配去向时，李陀力主我上北京。他说，你是典型的北方人脾气，在上海那样的地方是肯定要吃亏的。他的语气非常诚恳，弄得我一下子把他认作了哥们。如此一个来回之后，他以同样诚恳的语气向我解释说，刘再复召开这个会议很不容易，因为保守派也同时在另外一个地方开会，彼此唱着对台戏。

说实在的，直到今天，回想起那个场面，我还依然十分感动，觉得李陀是个可以肝胆相照的朋友。虽然我后来我发现，李陀有时也会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在私底下对人诚恳得仿佛天底下只有他这么一个真心相侍的朋友，但一旦换了个场合，他又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比如，刚刚跟我推心置腹地谈过话，转眼间，在对话会上就公开挑剔我的发言，那语气仿佛跟我根本不认识一样。当然，也可能有“吾虽然爱交朋友、但吾更爱坚持真理”的意思在里头。后来，在另外一个场合，有个汉学家在场，好像是德国的，叫马什么的。当时，汉学家在中国的吃香程度，简直一个个都具有美国总统那样的级别。一个汉学家周围，不知围绕着多少颗中国作家之星，旧星，新星，男星，女星，反正汉学家周围总是星光灿烂。我记不得我当时随口说了句什么，那个马什么的汉学家马上注意到了，问李陀说，这位是••••••李陀立即回答说，他叫李劼，可是个••••••也许是李陀的语气里带了点感叹号，那个汉学家迫不及待地问道，是个核心人物？李陀楞了一下，使劲找词儿，找了一会儿，总算找到一个词回答说，他是个急先锋式的人物。李陀说这话时的语气已经飞快地转了个弯儿，听上去像是在谈论《水浒传》里的霹雳火秦明一般，潜台词是，这小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脾气急躁一些罢了。李陀说完此话，脸色才恢复了原先的正常，仿佛避过了一个急流险滩。于是，那个汉学家松了口气，转过脸去跟其他什么人聊了起来。

但不管怎么说，李陀那天到我房间里聊的那些话，又确实给我印象很深，觉得自己在会上太鲁莽了，给改革开明的刘再复造成了很大的难堪。

正是这样的原因，我那天和李陀一起到了会场之后，死活不肯答应刘晓波坐到前面去，我不准备再说什么话了，只想听听别人说些什么。我骨子里并不是一个喜欢跟人吵架的人。在走进会场的那一刻，我决定停止再对刘再复作批评。用我后来在对话会上的话来说，不愿踩人道主义一脚。

由伪君子 2008-04-19, 01:51

2、不愿踩人道主义一脚

这可能是我那天晚上在对话会上的发言主题。虽然我事先没有准备发言，但一站到众人面前，喜欢演讲的本能却使我滔滔不绝起来。

我当时大致上说了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我在会议上发表的不同意见，乃是一种童心所致。我说，就好比一个孩子看见一个光亮光亮的大光头，会忍不住上去摸一下。我一碰上有趣的话题，就会童心大发。此前的批判谢晋电影模式，就是如此。我说，我一不小心，就摸了下谢晋的大光头。

以此暗示和比喻了我跟刘再复之间的争论之后，我接着说，我虽然对刘再复在人道主义上的古典立场有所保留，但是，在一个人道主义者面对许多非人道的人们时，我不愿意踩人道主义一脚。

我那次发言，后来在会上被传说一时。其中，有人把我说的摸了谢晋的大光头，误传成摸了谢冕的大光头。弄得我特意跑到谢冕那里，告诉他说，那是误传。不料，谢冕是个比我更孩子气的老顽童，一见我就眉开眼笑，一迭声地说，李劼，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就是摸一下谢冕的大光头也没关系的。谢冕说得我很开心。那次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学校没多久，就收到了谢冕的来信，告诉我他要招博士生的消息，让我给他推荐人选。

我那天的发言，赢得了一片掌声。仿佛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唯独刘晓波，对此很不高兴。散会时，他冲到我面前，铁青着脸，说我出卖了他。假如刘晓波说他不同意我的发言，这可以理解。但他说出卖他，却让我感觉十分夸张。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契约，更不没有任何组织关系，出卖他什么了？当初说要跟他们瞎整，也是他的初衷，我并没有这种准备。没等我作出反应，站在我旁边的程麻恼火了，狠狠地回答他说，你说李劼出卖你什么了？你懂什么了？你***经历过么？你尝过被挂牌子批斗的滋味么？如此等等。

我本来以为刘晓波听了，会跟程麻当场吵起来。不料，他一声不吭地走了。这让我感觉非常奇怪。刘晓波在会场里那么不顾一切地尽情叛逆，然后冲着我的时候，又是那么的理直气壮。可是不知为何，程麻一开口，他赶紧挂出免战牌，走开去了。

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想再跟刘再复见面了。我觉得不舒服，搅在这么一团争吵里面。我告诉程麻说，我取消跟刘再复的见面。程麻表示理解。后来，程麻转交给我一本刘再复让他送我的书，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性格组合论》，上面有刘再复的签名。我只是把此书当作刘再复的礼物，拿回家后，放在书柜里，一直忘了看。

从理论上说，我对刘再复的理论以及他的理论背景，即李泽厚美学，是非常不以为然的。在这一点上，确实与刘晓波相近。但我的不以为然，可能跟我天性不喜欢黑格尔哲学有关。李泽厚的那一套东西，大致上是黑格尔的底子，再加上受了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理论。黑格尔叫做绝对精神的，在马克思叫做客观规律。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我喜欢唯心论。这倒与我导师钱先生完全相同。钱先生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过，他讨厌唯物论，说唯物论很粗俗。在朱光潜和李泽厚之间，钱先生坚定不移地倾向于朱光潜，从而对李泽厚有关朱光潜美学的批判不以为然。

不过，我在小组会上与刘再复争论时，却并没有想得这么多。我当时只是觉得刘再复的谈论人道主义，听上去不够真诚，好像在标榜什么，并不是从骨子里的认同。同样的人道主义立场，钱先生是骨子里的，不管在生存方式上如何与俗世妥协，在危急关头如何怯懦，但那样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但刘再复谈论人道主义，让我觉得有表演的成分在内，虽然他的模样看上去很真诚，他的语气听上去很诚恳。

我对刘再复的另外一个不以为然，在于整个会议的设计。先是由刘再复作报告，然后分组讨论，这完全是政党国家的政治会议模式，并且具有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派头和气势。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与刘晓波是一致的，不喜欢这种前来听报告的与会方式。也是因为这样的报告和听报告方式，致使我不仅不听不看刘再复的发言，而且对刘再复的其他文章也抱有下意识的冷淡，一如我对所有的政治学习都置若罔闻。有关刘再复的书文，我是过了很多年、由于刘再复发的邀请而到了美国之后，跟刘再复本人有了相当密切的私人交往，才零零星星地读了一些。

但我当时被刘再复的谦虚姿态给感动了。刘再复不仅不以我的批评为意，而且在私下里一再表示，他对我印象很好。记得王晓明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说他在电梯里碰到刘再复，刘再复对他说，李劼非常真诚。如此等等。我相信这是确实的。

刘再复本人则在后来以他的欣然接受与我对话，向我表明了他对我的这种好印象。

大概是二年以后吧，我记得是1988年的年底，因受程德培委托去北京搞对话，我去刘再复在劲松的住所拜访了他。当时，程德培刚刚创办《文学角》，需要有一些比较有份量的文章。我在北京找了一大批文学界的风云人物，其中当然就有刘再复。再复一接到我的电话，一点不像其他当红的名人那么摆谱，而是非常热情地安排了彼此的见面。

那是个冬天的夜晚。我进了再复的家门。真让人难以置信，如此一个风云人物，并且还有官位在身，竟然住在一个很拥挤的小屋里。但由于忙着搞对话，我也没有细想。那晚与再复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把带去的录音带全部录完还不够。最后临别的情景让我特别难忘。

说实在的，我在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对刘再复并没有留下如何亲切的印象，不管他如何谦虚，毕竟是整个会议的中心人物。我一直到了后来的私访，才对再复的亲切随和，有了切身的感受。不说他那么认真地与我对话，到了临别的时候，他又十分认真地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还戴好了棉手套，一直把我送到车站上。

他送得我非常感动。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比我年长十几岁，倒过来让我如此送他还差不多。如今回想起他依依不舍地送我，又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什么缘份似的。说来奇妙，就此一别，彼此再也没有通过任何音讯。直到许多年以后，再复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召开金庸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讨论会时，彼此才重新相逢。那时，再复在他做生意的弟弟和朋友的资助之下，举办了那个讨论会。后来听再复告诉我说，在筹划会议期间，再复询问我的北大朋友陈平原，邀请哪些国内的学子出来与会？平原提到了我。再复一听，一拍手说，哎呀，我怎么就把李劼给忘了呢。对呀，对呀，一定要把李劼请出来。可是邀请我出来，比邀请其他人要困难得多。再复为此又是给我所在的学校党委写信，又是给教育部写信，费了很多周折，最后才邀请成功。我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历程。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在那个会上，得罪了一个刘晓波，却与刘再复结了个缘。此外，还跟另外二个朋友无形之中结了缘。一个是唐晓渡，一个是胡永年。后来得知，我跟刘再复在小组上争论时，他们二个都在场。唐晓渡对刘晓波一直持不以为然立场，后来还专门写过文章。胡永年后来在安徽主编《百家》杂志的时候，特意来信约稿，并且不论什么稿子，文学的文化的都可以。由于胡永年的盛情相约，我写了那本《论***现象》的书稿，其中的篇章，一章一章地在《百家》为我开设的专栏上连载。其中那篇《论***现象》在90年代初遭到相当严厉的批判。上海的《文论报》、《解放日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全都整版发表同一篇批判文章，那文章的作者是个出名的棍子，好像叫亦木什么的。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不管怎么说，我懵懵懂懂地去与会的那个新时期十年研讨会，后来使我和刘晓波同时成了文学界的公众人物，时称“南李北刘”之类。不管我在个性上与刘晓波如何不同，但在许多理论观点和思想倾向上，也确实相当接近。

不过。刘晓波有一个让我当时感不舒服的特点，随便给我扣帽子。我后来针对刘晓波对我的不满，特意再次作了大会发言，公开表明我的立场。我那天在大会上宣布，面对人道主义和非人道主义的交战，我宁可封存自己与刘再复不相同的人道主义立场，以此表示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和支持。不用说，我这个姿态是故意做给刘晓波看的。我不喜欢他那么说我。

刘晓波果然不高兴了，他当着别人的面，给我扣帽子，指责我说，你再这么说下去，差不多要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搬出来了。他说得我很生气，就像平白无故地被人硬按上了杀人放火和强奸妇女的罪名一样。我直直地瞪着他，由于过于生气，一时间竟找不出一句狠话回敬他。旁边的人见我气得不行，赶紧把我和刘晓波劝开了。

事后想想，刘晓波这么说可能是要达到那样一种效果，李劼与他相比，是多么的软弱无能，而他又是如何英勇无畏。数年之后，彼此再度想见，刘晓波又在别人面前如此这般，指责我默默无闻呆在大学里，没有挺身而出，没有跟当局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我当时回敬了他一番话，他听了很不受用，但过后又把我的话写进他的文章，变成了他的看法。虽然他没有说明，那番话是他引用了我的感叹，但我发现，他心底里其实是完全同意我所说的。

我对他说的那番话的大意是，不要光顾了让所有的聚光灯照到自己身上，而让许多默默无闻地作了***的小人物们被无声无息地冷落在黑暗里。我当时非常尖锐地问他，当年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没有一个是领袖？没有一个是精英？

现在想来，在晓波和我之间的那些个分歧，相比于彼此共同坚守的文化立场，显得很不重要。我们一面不断地争论着，一面不停地做着同样的事情。不管怎么说，自90年代以来，刘晓波始终毫不妥协地站在持不同政见的最前列。在中国，想要承担自由知识分子使命，不得不选择独孤，不管是求败，还是求成。那样的使命有时候是伯夷叔齐式的，有时候则是陈蕃李膺式的。在没有尽头的黑暗里，总要有人站出去，总要有人站在最前列。那年，我和刘晓波不约而同地站出去。后来，他站在最前列，我流亡到最远方。但在彼此的不同努力中，一直有着共同的诉求，有着相近的品质，承担着一模一样的命运。

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回想与刘晓波的磕磕碰碰，越来越觉得微不足道。要不是我不得不信守不因为朋友而有所回避的承诺，我根本不愿意再提及这些个往事。因为在专制的高压面前，晓波也罢，我也罢，都为自由付出了并且还在继续付着生存的代价，彼此谁也没有因此而退却。一个不让出国，一个不许回国；于是，一个困守，一个流亡，殊途同归，彼此谁也没有辜负当年那个“南李北刘”的名声。在大事情上，彼此又总是不约而同地做出相同的选择，写出相近的文章，不约而同地表达互相呼应的观点。

中国的专制文化，使每个人都成为专制的带菌者。晓波和我，都不例外。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彼此都难免幼稚可笑。我从晓波身上看到的那些问题，施存蛰先生也同样在我身上发现过的。有一次，施先生读了我在八十年代写的一些文学评论文章，对我说，你们这代人的文字，怎么都带有这种大批判味道呀。我听了，顿时眼睛一亮，看到了自己身上与刘晓波同样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我和晓波都是在对专制的不懈批判中，同时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上，对自己进行专制病菌的扫毒。对专制的终极批判，不在于反抗，而在于自省。一个能够自省的专制带菌者，才能成为彻底的反抗专制者。相反，反抗而不自省，最终会变成自己最初的反抗对象。中国历史上无数扮演英雄豪杰的反抗者，全都走过相同的悲剧道路。从对专制的反抗开始，到成为新一轮的专制者结束。让我感到欣喜的是，当我一步步地从专制的阴影底下走出来时，看到晓波也在渐渐地变得明亮起来。晓波的困守是孤独的，一如我的流亡。在两个同样的孤独者之间，最终发现的应该是相知和相应。永不退却，当是彼此的共勉。

由伪君子 2008-04-19, 01:55

3、刘再复的人道主义和忏悔意识

就私下交往来说，刘再复似乎是更容易亲近的朋友。至少在当时，我就是如此感受的。但我不喜欢刘再复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许多说法和想法。在那天的对话会上，我说完之后，刘再复也发了言。他提到了巴金的忏悔，说巴老很了不起，能够跟全国人民共忏悔。我当场忍不住反诘，巴金有什么资格让全国人民与他共忏悔？巴金的忏悔是巴金的事情，其他人的忏悔是其他人的事情。我弄不懂为什么样样事情都要全国人民一起来做。在我看来，忏悔是相当个人化的事情，不是一种公众活动，是不能号召的。但刘再复就是喜欢做号召一类的事情，说号召一类的话。人道主义是号召，要大家一起忏悔也像是号召。我后来跟再复交往颇深，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我从来没有听见他作过任何忏悔。

我记得就是在我反诘刘再复之后，李陀在一旁插话调侃我的。李陀的发言，毫无内容，听上去像是打群架时的相帮。但这在人际关系上的效用是不可低估的。直到许多年以后，刘再复谈起李陀，不管在思想观点上如何大相庭径，却依然认作是朋友。

对中国同胞的这套人际术，我实在是又茫然又害怕。假如这套人际术如同太阳一般明亮，那么我却被刺照得无法睁开眼睛；假如这套东西是黑暗的，那么我永远只能在黑暗中跌跌撞撞。但刘再复不同，他显然很懂得这些名堂经。

不过，虽然刘再复一再以李泽厚作为其思想资源，包括后来与李泽厚所作的那个著名的对话，但彼此之间还是有点区别的。刘再复多多少少有些唯心倾向，在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刘再复更倾向于人道主义，因此也更倾向于作家应该走向内心、应该具有忏悔意识。

不过，无论是对刘再复的人道主义还是他所津津乐道的忏悔意识，我都是相当保留的。因为我难很相信一个从来不忏悔的人，真的具有什么忏悔意识。刘再复的强调忏悔意识好像是一种号召，号召大家忏悔，就如同当年有人号召大家斗私批修一样。至于他本人忏不忏悔，似乎是不在这号召里面的。

至于刘再复所说的人道主义，经过这么些年的交往，我想他也应该明白我当年在那个小组讨论会上为何一再回答他，不，我们不一致的原因。且不说刘再复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其人道主义背后的那种施恩实质，就算是他所说的就是雨果式的人道主义，与我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也是很不相同的。

大凡读过雨果《悲惨世界》的读者，一定不会忘记这么一个场景：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可怜的小珂赛特提起一个沉重的水桶。在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之际，突然，一双有力的大手把那桶水接了过去。于是，在珂赛特身旁，读者看到了小说中那位衣着朴素，却光芒四射的主人公，冉·阿让。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味的场景连同隐喻性极强的细节。冉·阿让对小珂赛特的拯救场面，令人联想起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天顶上的那幅《创世纪》，联想起上帝在画面上伸向亚当之手。在此，怜悯以拯救的形式，展示出人道主义的经典意蕴。冉·阿让与其说是雨果笔下人道主义的一个象征，不如说是上帝派向悲惨世界的一个化身。雨果的经典名言由此随着冉·阿让的出现，在读者心中轰然响起：

比大海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胸。

这不是上帝又能是其他任何什么人？天底下谁能具备如此浩翰的心胸？雨果之所以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是因为他同时是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者。雨果的伟大，在我看来是毋庸置疑的。至于那个朝着雨果出言不逊的尤奈斯库，不过是个小流氓罢了。尽管这个小流氓因他那几个无赖兮兮的剧本，跻身于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行列，由此证明了该学院的慧眼独具，但依然是个小流氓。二十世纪西方出了许多这类无赖式的天才，不啻是尤奈斯库，还有此前的D•H•劳伦斯，还有绘画上的杜尚，安迪•沃霍等等。这些无赖作家和艺术家，在其文化价值及其价值的实现方式上，与西方的左派知识分子异曲同工。将一个贵妇人剥光了扔到一个守林人的胯下肆意作践，在蒙娜利莎嘴上加上撇胡子，把玛利莲•梦露的脸蛋做成可口可乐式的招贴画，还有就是朝维克多•雨果脸上吐痰，诸如此类。总而言之，我是流氓我怕谁，全然一付草根革命和美学暴动的地痞无赖嘴脸，美其名曰，西方现代派。

但是，雨果的伟大是一回事，雨果式的人道主义又是一回事。因为自从陀思妥也夫斯基把小说放到地下室和监狱里写起，自从卡夫卡揭示出人的处境远不啻是小珂赛特那样的可怜无助，而已经与一只甲壳虫相去无几，人道主义的内涵，一下子从上帝般的悲悯转为卡夫卡一再强调的谦卑。也正是这样的谦卑，二战以后的戏剧舞台上会出现《等待戈多》那样的流浪汉，会出现加缪笔下的“局外人”。顺便说一句，对于这样的谦卑，周作人是从古希腊戏剧《特洛伊妇女》中得以领略的。这也即是我为什么一再感叹，读懂鲁迅的人不多，而读懂周作人的人更少的原因所在。

我在那个小组讨论会上与刘再复的论争，同时也确实是对整个古典人道主义的质疑。我质疑的全部基点在于，文学早已丧失了冉•阿让式的上帝立场。因为文学的主体，借用刘再复的说法，其真实位置已经不在冉•阿让手中，而在珂赛特脚下，甚至在于卡夫卡《变形记》的主人公早在一觉醒来的那一刻。文学的人道主义，必须以此为补充，才由其古典的神性，落实为现代的人性。也即是说，当作家想到怜悯的时候，必须同时想到谦卑，其怜悯才是真实的，可信的。否则，那样的怜悯很可能会变成一种表演，也可能变成任何一场暴动的借口，从而使人道主义滑入那种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和解放全人类的狂热煽动。因为，不管怎么说，像雨果那样的胸怀或者像托尔斯泰那样的自惭形秽，在作家当中毕竟是极为鲜见的。我不知道再复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假设他依然不明白，当他看到我这段文字时，也一定会明白，我说的人道主义与他当年讲的人道主义之间的区别。

我从再复对梭罗的热爱，对佩索阿的着迷上，相信他已经明白。再复对我谈到梭罗和索佩阿时，我几乎难以相信，这还是当年在会上作人道主义报告的刘再复。然而，听再复谈过之后，我发现，刘再复毕竟还是刘再复。因为明白是一回事，省悟却又是一回事。再复一面承认文学没有义务担当什么责任，一面却还在强调鲁迅在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上的此起彼伏。再复似乎很难彻底放弃文学的兼济天下责任，一如他很难不把忏悔意识作为一种对国人的号召，以此扮演一下精神领袖什么的。

事实上，无论是强调文学的责任感，还是号召国人忏悔，都是一种十分可疑的行为。在历史上，文学的责任感从来没有把文学真正推向人道主义，而向来是把文学最终推向语言暴力。把文学作为一种兼济责任，或者把写作置于听将令之下，这不是鲁迅的伟大，恰恰是鲁迅在文学观上的一个盲点。按说，鲁迅的人道主义文学观，与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的阐释是全然一致的。但鲁迅最终没能将那样的立场坚持到底，这是鲁迅的悲剧，而不是鲁迅的骄傲。由此联想到，当年刘晓波在会上的发言。他声称整个中国文学是倒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了鲁迅，就找不出一个像样的。大意如此。虽然我理解他为了把话说得明白，不惜危言耸听。但我依然认为，刘晓波可能很懂政治，但他不懂文学。

相比之下，刘再复对于文学也是相当茫然的。但说刘再复懂政治，似乎又过于抬举了他。刘再复深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就是人际关系。这可能与他的人生历程有关，毕竟是从班长，团支书，团委书记那么一路过来的人。

据再复本人告诉我说，1993年在瑞典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期间，李泽厚曾当众批评刘再复的忏悔意识和超越意识，并且认为刘再复把陀思妥也夫斯基捧得过高。殊不知，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推崇，恰好是刘再复最引以为自豪的。再复告诉我说，在他的心目中，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名字，意味着灵魂的深度，意味着精神的自救。

在这一点上，刘再复对陀氏似乎真的有些心得。他说，要说解放全人类，是很容易的，那个年代里人人都这么说。但是倘若要落实到解放一个人和自我解放，却很艰难。这可能是刘再复的真心话，也是刘再复切身的体会。因为要把自己从长年累月的积习中解放出来，真的是比什么都艰难。

当然，刘再复此话还含有对解放全人类的怀疑。我很认同这样的怀疑。黑格尔当年辛辛苦苦地建造的哲学体系，最后经由马克思和由马克思命名的那场革命，归结为一句硕大无比的空话，解放全人类。从绝对理性和绝对精神，到解放全人类，理性由至高无上的绝对性和不容置疑性，变成一堆史无前例的荒唐和史无前例的丑陋。假如革命乃是一种行为艺术的话，那么这种行为艺术最后被诉诸了十分认真并且人人都当真的荒诞派戏剧。行文至此，我不得不提一下，相比于中国人，法国人的浅薄。法国的文学精英只是发现了荒诞派戏剧，他们不知道在中国，人人都是荒诞剧的剧中人。而中国人的幽默又在于，他们上演荒诞剧时，自己从来不笑的。再以福柯和德里达还有当年的萨特为例，他们对话语中心的挑战也罢，对理性批判的承继也罢，对存在主义的理解也罢，没有一个比得上***。在他们能够想得到的地方，***全部一一做过了。偌大一个国家，就好比***的思想实验室。不要说那些法国思想家，就是整个西方左派知识分子，跟***的胡天胡帝相比，实在是黄土和高山，小巫见大巫。在萨特亲眼目睹***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接见红卫兵之后，他应该觉得自己在巴黎街头的***煽动是如何的可笑。

由伪君子 2008-04-19, 01:55

比起我导师钱谷融先生，刘再复显然不是个特别敏锐的人。不过，刘再复的人道主义立场倒不仅仅是他读书读出来的，也有他个人的人生体味在其中。再复一再对我说过，他对许多事情都是从本能上作出反应的。他本能地认为，不能屠杀无辜的生命。他本能地认为不可以面对恐怖份子的惨无人道鼓掌叫好。即便是他的漂流，也是他出自本能的人生选择。要不是他的这种本能，他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种人生。要不是本能，他完全可以选择权势，而不是选择良心。以他当年已经获得的地位，要在上层混个一官半职，不说唾手可得，也是举手之劳。

不过，再复在谈及他的本能时，总是回避害怕的本能，从而把自己的流亡说成是与当时发生的事变及其历史环境的不相宜。其实，害怕是人的天性。人生来就害怕死亡，在火面前害怕被燃烧，在水面前害怕被淹死。这没有什么可回避的。再复诚实起来很诚实，尤其是在他畏惧的人和事面前，战战兢兢地，诚实得像只小兔子一样。但再复也有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