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版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被阉割的一章

《想像的共同体》第九章《历史的天使》述评

作者： 南渝霜华 转自作者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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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有人指出，《想像的共同体》吴睿人中译本在大陆出版时被删掉了英文本第一版第九章《历史的天使》，而这章恰恰是原书的结论部分，具有画龙点睛的重要意义。我读过之后深以为然，因为短短几页文字足以彰显一部学术原典的魅力：引用、论述无不精当，语言也很生动。其中对第三次印支战争的分析，很大程度上与我前一段时间自发的思考若合符节，但其思维之宏阔，见解之精辟，又远非我之浅见可比。因此，对这部分内容做一个述评，应当是很有价值的学习和推介。

《想像的共同体》是以对中、越、柬三国战事的讨论开篇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之历史的重大转型已然发生，对此的关注或许还不多。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发生在越南、柬埔寨和中国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具有世界历史的重要性。”第九章回到了这一问题上。通过对东南亚民族主义兴起的细致分析，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这些战争的爆发？

安德森给出了一段提纲挈领的引文：

Alone, [the British system]represented a ‘slow, conventional growth, not like the others, theproduct of deliberate invention, resulting from atheory.’ Arriving later, those others ‘attempted to sum up at astroke the fruits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state which had evolvedits constitutionalism through several centuries’…Because it wasfirst, the English – later British – experience remaineddistinct. Because they came second, into a world where the EnglishRevolution had already succeeded and expanded, later bourgeoissocieties could not repeat this early development. Their study and imitation engenderedsomething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the truly modern doctrine ofthe abstract or ‘impersonal’ state which, because of its abstractnature, could be imitated in subsequent history.

因此，英国的变革是渐进式的层累进步，水到渠成，而继起的资产阶级社会却不能复制英国的早期发展。这些后来的革命更多地是遵照某种理论而非经验积累去实践的，也很少取得英国那样的成功，因为初始条件完全变了。例如，后来的革命发生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总是比较恶劣，这一点和英国当年的优越条件截然相反，这本身又跟革命者做一锤子买卖的心态有关。

那么，英国革命所开创的现代国家其核心要素是什么？安德森指出，WhatNaire says of the modern state is no less true of the twinconceptions of which our three embattled socialist countries arecontemporary realizations: revolution and nationalism.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的内外更新，对内通过社会改革和革命锻造打造新的社会制度，现代意义的民/主、自由、法制、市场等都得以逐步建立，对外以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竞争，最大限度地为本国争取利益。但是，正如尼采所说，历史性定义没有定义，只有历史，revolution和nationalism从来就不曾有一个客观恒定的所指。现代民族主义源于欧洲，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繁冗的语源学考证显示了这种思想观念和历史运动的极端复杂性。抽象概念不是客观事物，而是被创造出来指称特定客观事物的，就本质而言从来不曾完备过，遑论长时段历史运动影响之后。安德森总结道：“或许很容易忘记，这一对概念就像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创造，而要保有这些概念的专利权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它们就是用来盗版的。”因此，只要革命者在思想上把握了这些概念并加以发展，就很容易在形式上超越层积发展而来的现实社会。Outof these piracies and only out of them, comes thiswell-known anomaly: societies such as those of Cuba, Albania, andChina, which, insofar as they are revolutionary-socialist, conceiveof themselves as ‘ahead’ of those of France, Switzerland, and theUnited States, but which, insofar as they are characterized by lowproductivity, miserable living standards, and backward technology,are no less certainly understood as ‘behind.’

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而历史又是由人书写的。因而，很多时候，人的思想常常推动历史超越物质条件的限制。安德森引霍布斯鲍姆的话指出，“‘法国革命并不是由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成形政党或运动制造或引领的，也不是在试图推行系统计划的人领导之下得以实现。’但是，依靠印刷资本主义，法国经验不仅永存人类记忆，还成为参考借鉴的对象。近一个世纪的理论组合和操作实验催生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他们造就了第一场成功的‘计划’革命。……Italso seems clear that without such plans and programmes arevolution in a realm barely entering the era of industrialcapitalism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arymodel has been decisive for all twentieth-century revolutionsbecause it made them imaginable in societies still more backwardthan All the Russias…One can thus see a sort of culmination of themodular process in the case of Cambodia, where in 1962 less than2.5 per cent of the two-and-a-half-million-strong adult work-forcewas ‘working class,’ and less than 0.5 per cent‘capitalists.’” 要按马克思原先的分析，柬埔寨不要说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都远不成熟，但结果是一步登“天”。以往中国对这种跳跃式发展的主流论述是俄国、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在帝国主义的链条上打开了薄弱的一环，但用安德森的分析逻辑来看，不过是实现了几场成功的‘计划’革命，是理念的胜利，实际上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思想水平都远远跟不上，现在看来还是在走回头路补课。而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整个大进大退的过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接下来，安德森转入对民族主义的分析。“十八世纪末以来，民族主义根据不同的时代、政治体制、经济和社会结构，经历了一个调整和改造的过程。‘想像的共同体’也随之扩展到每一个可以构想的当代社会。如果可以用现代柬埔寨来说明革命的一种极端的规划式转移，那么或许也可以通过关于越南国名的一段附述，以这个国家为例来说明民族主义同样的转移。”

以下一段相当有趣，故全译。“嘉隆（即1802年统一越南的皇帝阮英[NguyenAnh]——译者注）1802年加冕的时候，希望称他的疆域为‘南越’（NamVi莟），并派遣使节去争取北京的同意。然而，满族天子却坚持‘越南’（Vi莟 Nam）的称谓。要这么颠倒的原因如下：‘越南’的意思大体上是，‘越之南’。这里的‘越’是指十七个世纪之前被汉族征服的疆域，一般认为包含今日广东、广西这两个中国省份以及红河河谷。而嘉隆的‘南越’的意思则是‘越之南部’，实际上提出了对昔日疆域的诉求。用亚历山大·伍德塞德的话来说，‘从北京传出的“越南”这个名称，作为一个整体在一个世纪之前几乎从未像在这个世纪一样受到越南统治者的高度尊重。中国人和越南人都没有广泛使用当时生造的这个名称。中国人依旧使用自唐朝便有的冒犯性称谓“安南”（Annam）……另一方面，越南朝廷在1838至1839年为其王国自出心裁地发明了另一个名称，大南（D Nam），即“大南方”或“南方帝国”。这个名称整齐地出现于宫廷文书和官定史书之中，但没有持续至今。’从两个方面来说，这个新的名称很有意思。其一，它不包含任何‘越’南元素。其二，它的疆域指涉似乎纯粹是关系性的——（中央王国之）‘南’。”

“今天的越南人，自豪地捍卫着由一个十九世纪满族王朝发明的越南这一蔑称。这一事实让我们想起了勒南的格言，国家应该‘忘记很多东西’，但又悖论式地让我们意识到民族主义的想像力量。”1930年代的越南和1960年代的柬埔寨非常相似，都是在看似不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方“于无声处闻惊雷”。精神上的巨大力量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革命和民族主义都有高度的承继性。安德森指出，波尔布特体制的政策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归咎于传统的高棉文化或其领导人的残暴、偏执和妄自尊大。事实上远为重要的是柬埔寨人从法国、苏联、中国和越南学到的革命“经验”。民族主义与之相似。民族主义的遗产都是两面性的。“‘官方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与帝国－王朝利益之保存紧密关联的有意识自我保护的政策。”此类民族主义的一个持久特点就在于它是官方的，源于国家，并以国家利益为首要服务对象。Thus the model of official nationalism assumes its relevanceabove all at the moment when revolutionaries successfully takecontrol of the state, and a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position touse the power of the state in pursuit of their visions. Therelevance is all the greater insofar as even the most determinedlyradical revolutionaries always, to some degree, inherit the statefrom the fallen regime. 事实上这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特点，即革命者总是要继承前朝帝国为新生的民族国家创立的家业。有些继承是象征性的，但并非无关紧要。Despite Trotsky’s unease, the capital of the USSR was movedback to the old Czarist capital of Moscow; and for over 65 yearsCPSU leaders have made policy in the Kremlin, ancient citadel ofCzarist power – out of all posiible sites in the socialiststate’s vast territories. Similarly, the PRC’s capital is that ofthe Manchus (while Chiang Kai-shek had moved it to Nanking), andthe CCP leaders congregate in the Forbidden City of the Sons ofHeaven. In fact, there are very few , if any, socialist leadershipswhich have not clambered up into such worn, warm seats.这是非常讽刺的，但却是历史事实。生活在过渡时期的人们，终究逃不过历史中间物的命运。新政权的继承是全方位的。“成功的革命者也继承了旧国家的线路：有时是职员和告密者，但是文件、卷宗、档案、法律、财政记录、人口普查、地图、条约、通信、备忘录之类是一定会的。”这样大规模的继承也就意味着，旧时代治国的很多指导思想和具体实践都在非常直接的层面上延续到了新时代，这还不算更为宏观的政治文化背景。因此，也难怪吴思从明代历史中析出的“官场陋规”，会成为绵延数百年，至今中国仍深受其害的“潜规则”。然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难免的。对此，安德森给出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Like the complex electrical system in any large mansion whenthe owner has fled, the state awaits the new owner’s hand at theswitch to be very much its old brilliant self again.倘若突然大动干戈地改造，这房子可能就要处处起火，乃至陷于毁灭了。因此，重要的不是多么激扬意气的推陈出新，而是每一步都落到实处的稳健改造。但这也是有条件的：如果旧有线路老化到了根本无法支持，则等不到任何激进或渐进的改造，房子就要完蛋。

在列举了包括毛在内的一些各国革命领袖对前朝帝王的赞颂之后，安德森说：“通过这些我想说的是，这些领袖很容易采纳昔日君主和王朝国家被公认为民族主义的立场。”和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革命体制的惊人特征恰是国家马基雅维利主义。安德森此处的意思大概是说革命的时候民族主义呈现跨国串联，如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主题下广泛合作，但一旦掌权，则转化为国家（或国族）本位主义。此时，对于古代王朝打下的江山，便要采取“拿来主义”了。于是“批判地继承”，实际上亦可称之为“笑纳”。像民柬的旗帜上，就绣着吴哥窟的图案。这些继承，有的是有意识的吸收，有的则似乎处于无意识层面。毛60年代与黎笋谈话时流露出来的那种霸道作风和以“天朝上国”姿态对“蕞尔小邦”发表的轻蔑言词，跟中国前代帝王亦并无二致。

安德森接着说：“我强调领袖人物，是因为是领袖而不是人民继承了旧的配电盘和宫殿。我敢说，无法想像中国广大民众会对发生在柬埔寨和越南之间殖民边界上的事情有哪怕一丁点儿在乎。也不像是高棉和越南的农民希望两国人民开战，他们在这样的事情上根本就是不被考虑的。这些战争其实是非常真实的‘高官战争’，战争之中大众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被事实和一种自卫性语言所激发。”下面一句判断，我以为放在当下语境中来看很有意思。Hence the particularly low enthusiasm in China, where thislanguage was least plausible, even under the neon-lit blazon of‘Soviet hegemonism.’ 这是当时，但现在民族主义思潮早已向民间转移，中国民众不再是low enthusiam，而是high甚至extreme enthusiasm了。这也是双方的事情。某次在网上看到中越两国网民吵架，全然继承了两百年前的口水战模式，“大越”“安南”“中华”“支那”之类的词满天飞。

显然，承继前朝遗产并因此冲突的事例很多，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把目光集中于中越柬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摧毁封建和资本主义国家、建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历史，和安德森写作时新的印度支那战争带来的启示。他担心的是，这些国家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创的先例很有可能得到承继。没有什么能阻止这种趋势，除非“我们放弃‘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或‘民族主义是现代发展史的病态’这类虚构，而去尽力逐步了解真实的和想像的历史经验。”幸甚至哉，这个除非还真的渐渐实现了。

最后回到本章的题目，“历史的天使”。这其实是本雅明在《论历史的概念》第九章借助一幅画表达的历史观：

"There is a picture by Paul Kleecalled Angelus Novus. In it, an angel is depicted who appears as iftrying to distance himself from something that he stares at. Hiseyes and mouth gape wide, his wings are stressed to theirlimit.

The Angel of History must lookthis way; he has turned to face the past. Where we see a constantchain of events, he sees only a single catastrophe incessantlypiling ruin upon ruin and hurling them at hisfeet.

He would probably like to stop,waken the dead, and correct the devastation - but a storm isblowing hard from Paradise, and it is so strong he can no longerfold his wings.

While the debris piles towardthe heavens before his eyes, the storm drives him incessantly intothe Future that he has turned his back upon.

What we call Progress is thisstorm."

本雅明用这幅画表达了他对历史“进步”的忧思。我理解的天使大致是能够跳出个体事件鸟瞰整个宏观历史进程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本雅明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况。假如在天使眼中历史竟全然是一场灾难，那么历史的确太糟糕了——这样的历史观不无可商榷之处，但从国际关系上来看，值得乐观的理由确实不多。很多情况下，人们的确被历史所裹胁，就像那个陷入风暴的天使，这场永不停息的风暴，就是进步。安德森在担忧的同时，又表达了相对积极的态度：“但天使是不朽的，而我们的面孔则转向了未知的前方。”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像画中的天使一样背对现实。向前看，是应该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安德森是很同情民族主义的,特别是东亚新形成的小民族.比如,印尼,越南,台湾等等.按照他的思路,"中国"是典型的帝国主义.他的理论对于理解"民族"这个概念很有意义,但用于思考"中国"的"族群'问题,那是一种典型的知识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根据他的逻辑,即使"汉族"也可以分割成无数的小"民族".
理论的实现形式其实与立场有很大关系.我觉得这是我们对待理论时应有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