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阿祥： 釋“中國”

胡阿祥 釋“中國”
“海峽兩岸中華文化發展論壇”提交論文







釋“中國”

胡阿祥



（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邮编：210093，电话： 025-86224833 ，电邮haxhxb@sina.com）







中國有着四千多年的文明史，表現在稱謂上，除歷代統一王朝國號外，又古今名號（如諸夏、華夏、中國、中華、禹迹、九州、赤縣神州等）衆多，域外稱謂（如支那、賽裏斯、桃花石、契丹等）繁雜。本篇討論“中國”名號的來源與演變。按“中國”這一名號，歷史久遠，先秦時即已存在。然而，直到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前，“中國”都只是地域的或文化的概念；從夏、商、周直到大明、大清，都有自己的國號，並不稱中國。那麽，歷史上的中國又是什么含義呢？它是怎樣成爲一個跨古今、括全域的通稱的？在文化上都有些什麽象徵意義？中與國兩字本來又作何解？這些問題，都需要進行考證，予以梳理。1







一、釋“中”釋“國”







《說文解字》：“中，內也，從□│，下上通也。”段《注》：“下上通者，謂中直或引而上，或引而下，皆入其內也。”今按中字本來的形義並非如此簡單。據于省吾的考證，在殷商甲骨文及商、周金文中，中字的首尾都加有若干條波浪形的飄帶，向右或向左飄，“本象有旒之旂”；商王有事，立此以招集士衆，士衆圍繞在此周圍以聽命，故而又引伸出中間之中的意思。2由中間之中，産生了中的引申義與諸多美義。《說文》釋中爲內，又釋內爲入，段玉裁則發揮之：“中者，別於外之辭也，別於偏之辭也，亦合宜之辭也。”段說甚是。蓋中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沒有兩端，就不會有中間；沒有四方，就不會有中央。中作爲地理用語，乃對外而言，乃別偏而言。然則中的涵義，又不獨僅此，在文化上，中顯得更爲可貴，“天地之道，帝王之治，聖賢之學，皆不外乎中”3，故古人視中尤重。就爲政而言，要“允執其中”4，“用其中於民”5；就立身而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6，故一切言行要無過無不及，守常不變；就處世而言，中爲“天下之大本”7；古人論道，也以中爲歸旨：“中即道也，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8以此，文化上的中，爲正爲順，爲和平，爲忠信，爲合宜。



中既具備了上述美義，中國人的心目中遂惟中爲是。文化名人夏丏尊〈誤用的並存與折中〉9略說：



從小讀過《中庸》的中國人，有一種傳統的思想與習慣。凡遇正反對的東西，都把它並存起來，或折中起來。已經用白話文了，有的學校，同時還教着古文。已經改了陽歷了，陰曆還在那裏被人沿用。已經國體共和了，皇帝還依然住在北京。討價一千，還價五百。再不成的時候，就再用七百五十的中數來折中。這不但買賣上如此，什麽“妥協”，什么“調停”，都是這折中的別名。中國真不愧爲“中”國哩。



然則國字又作何解？《說文解字》：“國，邦也，從□，從或。”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系傳》：“國，邦也，從□或聲。□其疆境也，或亦域字。”段《注》：“邦、國互訓，……古或、國同用。”又《說文》：“或，邦也，從□從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從土。”段《注》：“或、國在周時爲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複製國字，以凡人各有所守，皆得謂之或，……而封建日廣，以爲凡人所守之或字未足盡之，乃又加□而爲國。……（或）從土，是爲後起之俗字（即域）。”



按殷商甲骨文沒有或、國二字。周金文國字早期作或，以表示“執干戈以衛社稷”；後期孳乳爲國者，蓋加□以爲國界，此屬文字上的自然演變。



中與國兩字連在一起，便成爲我國的古老名號之一－－中國。







二、中國名號的起源







1963年，在陝西寶雞縣賈村出土了何尊，其銘文云：“唯王初遷宅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自之乂民。”這段銘文的意思是：成王初遷居于成周（成周指以洛陽爲中心的地區）。先是武王克商後，在廟廷祭告于天說：我將居此中或，自此治理民政。又《尚書·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先王指武王。本諸上述，雖然何尊爲成王時器，但由于追述武王祭告于天而言及中或；《梓材》雖然也是成王時所作，但由于追述皇天付與人民和疆土于武王而言及中國。以金文和典籍互相驗證，則中國名號已見于西周武王時期，當是可以肯定的。



更追溯之，從殷商甲骨卜辭中可以知道那時商人稱他們的國爲中商、商方；卜辭及典籍中，商王都所在又稱大邑商。10《說文解字》：“邑，國也，從□”；段《注》：“古國、邑通稱。《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音韋，封域也。”于省吾〈釋中國〉也指出：“古文字的或、國、邑三個字的構形有着密切的聯繫，故《說文》既訓或與國爲邦，又訓邑爲國。……甲骨文屢見‘大邑商’之稱，商代乃‘城邦制’，故以‘大邑商’代表商國。”



商而稱中商、商方者，乃相對于周邊的諸方國（如羌方、鬼方、苦方、人方等）而言。方即國，《詩·大雅·皇矣》“維彼四國”，鄭《箋》：“四國，四方也。”方既是國，則中商、商方也可稱作中商國。



商而稱大邑商者，則是相對四土以及四方而言。甲骨文稱：“東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這是說占卜東土南土西土北土的年穀成熟；此外，甲骨文言祭四方者屢見，四方指四方遠處的方國。而所謂四土、四方，均以大邑商爲中心言之。



商既可稱中商國，則去掉商字，正是中國，胡厚宣因說：“商而稱中商者，當即後世中國稱謂的起源”11；田倩君也指出：邑既訓國，則大邑商就是稱謂中國之義，“准此‘中國’稱謂的起源定然是從商代開始的。”12



總之，中國確見于西周武王時期；商代雖然沒有直接出現中國這一名號，卻也形成了中商、商方、大邑商居于中的地域與文化概念，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名號始于商代，也不爲過分。

三、地域概念的中國及其地域範圍的擴大







中國一名自西周初期出現以來，迄于戰國，依據當時及後來人的說法，其所指地域隨着對象與時代的不同，也不盡一致。



其一，指京師。《詩·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以中國和京師互稱，正表明其涵義相同，以此西漢毛《傳》解釋道：“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又《史記·五帝本紀》：“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南朝宋裴駰《集解》引東漢劉熙曰：“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



按京師即後世所習稱的首都，它是中央之都城，是天子所居之城。如此，則中國指京師，蓋源于商代以大邑商對四土的觀念。



其二，指國中，國都。《春秋榖梁傳》昭公三十年：“中國不存公”，即季孫不讓魯昭公在中國存身，晉范寧《注》：“中國猶國中也。”按古代的國以城圈爲限，城圈以內爲國中，城圈以外爲郊，郊已不屬于國的範圍；住在城圈裏的人稱“國人”。這一概念，西周時已然存在；而由于西周分封的諸侯也都是一些城邦制的國家，所以到了春秋時期，當列國強大起來後，便以自己的國都爲中心，看待境內的屬邑時，遂以中國自居。如《國語·吳語》：“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吳韋昭注：“中國，國都。”



以中國指國中、國都，較之以中國指京師，中國指稱的對象大大增加了，即從爲周天子專用，擴展到爲諸侯共用，而所指稱的範圍則仍以城圈爲限。



其三，指王畿。《周禮·大司寇》：“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過，反于中國。”鄭玄《注》：“反于中國，謂舍之還于故鄉裏也。”鄭氏以中國爲鄉里，而鄉里實等于近畿，屬王畿以內之地。又《左傳》昭公九年：“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晉）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是周的郊甸可以稱爲中國。



周的郊甸既可稱中國，則承此例，列國的郊甸也可稱中國，于是中國的地域範圍進一步放大，即從城圈之內而城圈之周圍了。



其四，指天子直接統治的地區。《詩·大雅·蕩》：“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又說：“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這是作者借周文王歷數商王罪惡，使中國以至遠方各族怨怒的告誡，來警刺周厲王。又《詩·大雅·桑柔》：“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癢。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詩中的中國也顯然是指周天子直接統治的地區。惟春秋時，列國逐漸強大，形勢有了變化，周天子的直接統治區即中國已大爲縮小。



其五，指諸夏國家。周天子的直接統治區－－周國既可稱中國，分封的諸侯列國－－諸夏也不甘居後，況且諸夏國家的利害相對于四夷來說，與周大體一致，于是中國也可用以指稱周和諸夏這個總體。《左傳》成公七年：“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吊者也夫。”這裏的中國，與諸夏之義相當。又《論語·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何晏《集解》：“諸夏，中國也。”



當中國的涵義由周的直接統治區擴展到諸夏時，遂爲中國發展成諸侯列國全境的稱號奠定了基礎。上面已說過，列國初封時尚是一些城邦國家；以後，按照“諸侯立家”的原則，以擴建都邑的辦法，又分封了許多貴族之家。于是本來是距離遙遠的許多城邦，逐漸擴大爲境界相接並擁有大片領土的國家。不過各國間的疆界還不很固定，邊界上的城邑時常成爲爭奪的對象；而隨着國與國之間“隙地”（無人區）的越來越少，列國疆域終于連成一片，換言之，即一個一個的“中國”並爲一體，如此，中國終于擴展爲列國全境的稱號。



其六，指地處中原之國。諸夏國家相對四夷都統稱中國了，然而畢竟位置有遠近，文化有高低，因此在習慣上，諸夏國家的內部還是有區分的，那些位置近（黃河中下游兩岸以至江淮地區）、文化高的諸夏國家，往往並不承認環列其週邊的位置遠、文化低的諸夏國家爲中國。然而，位置之遠近、文化之高低並不是絕對的，以此，此義的“中國”所涵蓋的國家也不會凝固。南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五“周世中國地”條嘗論春秋之世，“其中國者，獨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至于吳、越、楚、秦、燕等國，皆爲蠻戎。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本非中國的吳、越、楚、秦、燕，隨着疆域的擴大或文化的進步，也逐漸得忝或一時得忝中國名號。在春秋先後成爲霸主的諸侯中，就有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霸主之國作爲諸夏的重心，“尊王攘夷”的主角，當然誰也不能否認其進入中國的行列。到戰國後期，魏、趙、韓、齊、秦、楚、燕七雄，事實上就都被視爲中國了。



把戰國七雄都視爲中國，是一種相對于四夷的廣義的中國範圍，它與上述的中國“指諸夏國家”含義近同；把吳、越、楚、秦、燕等國排除在外而特指中原諸國，則是習慣上的狹義的中國範圍。



總括來看，先秦時期作爲地域概念使用的中國，積有六義。推此六義的演變，則開始發生的時間，大體一義比一義晚；所指稱的對象與地域範圍，也基本上後者比前者爲多爲廣。然而比較而言，第五、第六兩義發生的時間既晚，沿用的時間也較久，涵蓋面則最大。在此兩義的中國的背後，實際上顯示着一種相對于四夷的地理上與文化上的自豪感，表明了諸夏國家在民族、地理以及文化上的一種相互認同。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已成爲諸夏國家共同的國號，成爲諸夏國家所共同擁有的地域的專稱。



然而進一步推求，地域概念的中國，其名則一，其義爲什么會一變再變，再變而至於五、六變？且每一變基本上都是指稱對象的增多而不是減少，指稱地域的擴大而不是縮小？思之，當因中國文化上爲一美名，中國代表著一種文化標準。







四、文化概念的中國及其文化意義的偉大







中字具有諸多美義，上文已述；而由中字之美義，又使中國成爲一美名。《韓非子·初見秦》：“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蓋訓中國爲中央之國，其名已美；更求之，則中國之爲美名者，尚不僅此。《戰國策·趙策》記公子成諫趙武靈王胡服，對所謂中國有一段極具體的描述：



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是中國之爲中國者，其人則聰明睿智，其用則萬物所聚，其禮則至佳至美，是具有高度文明的區域；凡詩書禮樂不及或風俗有殊者，即不得在中國之列。



文化概念的中國，其標準又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也就是說，文化上達此標準者，即爲中國；反之則爲蠻夷。文化是不斷進步的，于是中國的地域範圍不斷放大，而中國的成員也不斷地增多。文化的中國意義之偉大，正在于此！



文化的中國地域範圍之不斷的放大，又有個過程。洪邁《容齋隨筆》卷五“周世中國地”條：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理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爲蠻，淮南爲群舒，秦爲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里（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楊拒、泉臯蠻氏，陸渾、伊洛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邾近于魯，亦曰夷。



按洪氏所云，即大體以文化立說。吳、越、楚、秦、燕等國，春秋以至戰國之世，大體已中國化；而老牌的中國如魯、齊、晉、宋、蔡、陳諸國，其文化上的完全中國化也並非一蹴而就。如魯號稱舊邦，而《史記·魯周公世家》云：“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是魯，周初分封時尚未完全中國化，其他可想而知。



西周以後，魯、齊、晉、宋、陳、蔡、衛、曹等國，或以宗周之懿親，或以前代之華閥，其爲中國，已無疑義，而細揆其境內，蠻夷戎狄之非中國者，如洪邁所言，卻也縱橫參互于其間。《史記·匈奴列傳》：“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又《後漢書·西羌傳》：“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中國”內部尚且如此，“中國”以外的四夷就更多，更加交錯複雜，如戎、狄主要分佈在黃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區，夷分佈在江淮至沿海地域，楚的南部則有群蠻和百濮。



上述“中國”內部的蠻夷戎狄及“中國”四周的蠻夷戎狄，自春秋時代起，迄于秦漢統一前，則大體已中國化者居多；而這一成果的達成，又基于以下兩方面的原因。



其一，民族同化。春秋時代，同化蠻夷彰彰可考者，如“齊之經營山戎，則山東、河北之境固。……晉之經營陸渾、姜戎、東山、驪戎，則山西之土定。……楚之經營百濮、南蠻、滇池，江漢之間、黔滇之域，舉而入諸中國。”13及戰國時代，諸侯內競，則賡續春秋以來遺緒，雜居于內地的蠻夷戎狄各部族，遂爲諸夏國家所同化；諸侯外拓，則“東北有燕之拓土，東北、河北已固矣。北有趙之拓土，河北已定矣。南有楚之拓土，湖廣滇黔已啓矣。西有秦之拓土，甘隴巴蜀已平矣。”14于是向居于諸夏之外的蠻夷戎狄各部族又被統一，被融合，或退處更遠的邊陲，于是在一個連成一體的相當大的範圍內，都中國化了。及秦統一後，中國之範圍更加恢廓。



其二，觀念轉變。唐韓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是中國、蠻夷之分，不在族類，不在地域，而在文化；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又可以說：中國以文化成！中國者，文化之中國；若沒有中國文化，在其後兩千多年裏，又何以能混雜融彙數千百人種，而保持中國如故？而地域的中國漸趨擴大？而政治的中國愈益鞏固？

五、秦漢及其以後中國概念的流變







秦漢統一後，“中國”成爲我國通用的名號，無論朝代怎樣更叠，都一直使用。就其涵義來說，則較之先秦時期，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一則文化意義加強，二則地域範圍擴大，三則作爲政治概念使用的“中國”逐漸走向定型。







１、文化意義的進一步加強



《漢書·五行志》“劉歆曰：晝象中國，夜象夷狄”；揚雄《法言·問道》：“或曰孰爲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于天地者爲中國”；《史記·司馬相如傳》：“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溥，物靡不得其所”；又《鹽鐵論·輕重》：“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産育庶物。”按照漢人的這些說法，則中國象徵着光明，爲至高無上、雍容華貴之域。



兩漢以後，中國雍容華貴之程度愈增，至南北朝末年，文中子《中說·述史》遂謂：“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而過此以往，以中國之盛誇示于四夷外邦者，史不絕書，茲舉隋煬帝例以見一斑。《資治通鑒·隋紀五》大業六年：



諸蕃請入（東都洛陽）豐都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



嗚呼！炫耀國力、粉飾盛世乃至于此。而如隋煬帝者，漢武帝、明成祖、慈禧太后，中國歷史上正不知有幾人！何以如此呢？既爲中國，則是人間最富庶、最文明的天堂。而在中國至尊的真龍天子的眼中，一切外域也就成了蠻夷戎狄，照例是貧窮、落後、野蠻的地方。中國的文化概念流變至此，其間弊端，自不容諱。



然而另一方面，文化的中國對周邊民族與國家的吸引力又是巨大的，這奠定了中國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的思想基礎。清人朱彜尊《日下舊聞》卷十八記云：“契丹主鴻基以白金數百兩鑄兩佛像，銘其背曰：願後世生中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載宋人富弼語也說：“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其間所生豪英皆爲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此遼國契丹民族之深慕中國。至清朝，滿族統治者也不自外于中國。雍正皇帝嘗謂：就民族言，“本朝之爲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同是中國人，不能因籍貫（民族）之不同，而“妄判中外”；15就疆域言，則“中國之一統始于秦，塞外之一統始于元，而極盛于我朝，而皆天時人事之自然，豈人力所能強乎？”16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而類似上述的這種非漢民族不自外于中國，蓋與中國文化概念之寬泛、中國文化意義之偉大密切相關。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中國文化漸趨發達與豐富，而中國地域也由仄小而廣大！







２、地域範圍的進一步擴大



秦漢以還，作爲地域概念使用的中國，所指仍然不一：或指京師，或指中原，或指內地，又或指全國；還或指漢族建立的國家或王朝法統。



以中國指京師、指中原、指內地，指全國，其例甚多，不煩舉證。按以中國指稱內地或中原，蓋爲區別于邊疆及其他地區。不過邊疆及其他地區也是一相對的概念。如西漢時，今湖南、江西都已設郡置縣，納入朝廷的直接統治之下，卻未被承認爲中國；到了明朝，湖南、江西可以稱中國了，更邊遠偏僻的地區如雲南、貴州卻還是非中國。有些地區隨着經濟文化的提高，自認爲可以躋身于中國，對周圍地區更是以中國自居，但在老牌的中國看來，仍被視爲非中國。如西漢時，四川盆地的漢人聚居區對周圍非漢民族早以中國自居，但在關中人和關東人的眼中，四川或許還沒有稱中國的資格。



在自稱中國的內地或中原地區看來，邊疆及其他地區大體是蠻夷戎狄所居的地方或經濟文化落後的地域；然而經濟文化發展了，蠻夷戎狄中國化了，也就可以自稱中國或被視爲中國。如此，則秦漢以後的中國，無論以地域言，以文化言，其引申義之一，乃是區別于蠻夷而言。



以中國區別于蠻夷，與先秦無殊。《史記·武帝本紀》：“天下名山八，三在蠻夷，五在中國”；《白虎通德論·王者不臣》：“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



何謂蠻夷？《王制》釋之甚明。《禮記·王制》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由此，中國與四夷的區別，關鍵還是文化，即夷狄“飲食衣服，不與華同”，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而“戎夷無此”。17



秦漢以還之中國，也時時指稱全國，即皇帝直接統治的地區。按先秦時，中國或指天子直接統治的地區；而由此引申，秦漢以還，凡是天子（皇帝）直接統治的地區，都可以稱爲中國。在這一義中，中國的地域範圍雖然不斷變化，但卻表現出一個顯著的趨勢，即指稱地域的逐步擴大。



秦漢統一後，隨着新的大一統局面的出現，中國的地理內涵大大地擴展了。《史記·秦始皇本紀》敍述秦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也就是說，秦朝的遼闊疆域－－北起河套、陰山山脈，東北向至遼河下游流域及朝鮮西北部一隅之地，南至今越南東北一角和兩廣，西起隴山、川西高原和雲貴高原，東至海－－均已歸入“中國”；而這一“中國”範圍，既使秦朝成爲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也構成了以後歷代中原王朝疆域的主體，成爲地域概念中國發展的根基。



西漢時代尤其是武帝時期，中國的範圍較秦又有拓殖：南、北略同于秦而或稍有擴展，東面擴展到今朝鮮中部，西有河西及廣大的西域，又西南達川西南及雲貴等省，南有越南的中北部－－這一直接統治區，爲現代中國的廣大疆域奠定了基礎。



由秦、西漢以政治統治爲基礎的中國地域範圍的演變，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隨着統一國家的形成、疆域的擴大，中國的地域範圍也在不斷變化和擴大；一般來說，一個中原王朝（或稱中央王朝，詳後）建立了，它的直接統治區就可以被稱爲中國，而它所間接統治的邊遠地區及統治範圍之外就是蠻、夷、戎、狄，就不是中國。延至清朝，當1759年乾隆帝平定天山南路以後，西達蔥嶺以西和巴爾喀什湖北岸及其西南，東到庫頁島，北抵西伯利亞南部薩彥嶺和外興安嶺，南屆南沙群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置于清中央政府各有特色的有效管轄之下，地域概念的中國，于是第一次與政治概念的中國（詳後）合而爲一，中國和中原王朝兩個概念指稱的地域範圍，也從此吻合一致。



與文化概念的中國相聯繫，地域概念的中國還有一解，即經常被用來指稱漢族建立的國家或王朝法統。把漢族（由華夏族融合發展而成）建立的國家稱爲中國，始于漢朝而以後一直沿用，這無須多說；然而問題在于：歷史上非漢族建立的國家也往往自稱中國，尤其在分裂時期更是如此，有時還與同期存在的漢族國家爭奪中國名號（如十六國時期的羯人石勒、氐人苻堅，自居“中國皇帝”，指東晉爲“司馬家兒”、“吳人”；南北朝時期，北朝政權以中國正朔自居，罵南朝爲島夷），至少也要平分秋色（如宋遼夏金對峙時期，契丹的遼、女真的金是北朝，漢族的宋是南朝，黨項的夏是西朝）。



按非漢民族政權自稱中國者，起初多以佔有傳統的中國地區即中原爲由；離開了中原的漢族政權並不放棄中國名號者，既以中國的合法繼承者自居，也緣于從文化上講，具有稱中國的資格。而隨着非漢民族政權經濟文化上的中國化，則不僅從地域上，也從文化上，都成爲中國的一分子。從這個角度理解，中國者，又不是哪一族的中國，而是各族共有的中國；今天是如此，歷史上本也如此。換言之，則歷史上的中國，無論是地域的中國還是文化的中國，都不僅包括以漢族爲主所建立的中原王朝，也應該包括漢族以外的非漢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



然則中原王朝的概念，也是模糊而多變的。毛澤東曾經指出：“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今天的中國，漢族和五十多個少數民族和衷共濟；歷史上的中國，就民族成員而論，亦複如此。在這衆多的民族中，漢族建立的王朝習稱中原王朝；漢族建立的統一範圍和程度較大較高的王朝又習稱中央王朝。非漢民族建立的王朝，若漢化程度較高，或主要建立在傳統的漢族地區，或所統治的主要是漢人，傳統史學也稱之爲中原王朝；而若統一範圍和程度也較大較高，則也得稱爲中央王朝（如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滿洲人建立的清朝）。以此，前秦、北魏與東晉、南朝，雖都自稱中國而互不承認對方是中國，其實都是南北分立的中原王朝；遼與北宋、金與南宋，也都是中原王朝。即便如西夏，因立國于傳統的漢族地區，文化、制度也都仿漢，也可以看作是中原王朝。而秦、漢的匈奴，唐時的吐蕃、突厥，明時的韃靼、瓦剌一類，即不算中原王朝，當然更談不上是中央王朝，他們只是各該時期的邊疆民族所建立的邊區政權或國家，既不被該時期地域的中國所涵蓋，也不包括在該時期文化的中國以內；然而，它們卻屬于現代更新了的政治概念的中國之一分子。







３、政治概念的中國及其含義的現代更新



所謂政治概念的中國，即作爲國家代名詞使用的中國。它不同于文化的中國之模糊，也不同于地域的中國之多變，政治的中國，無論是空間抑或時間，其指稱都相當明確。



政治概念的中國，如果一定要追溯其本源的話，似乎可從明朝算起。翻檢《明史》，明朝廷對內對外的詔令、敕諭，多自稱中國；九篇《明史·外國傳》中，中國作爲明朝的代名詞，與朝鮮、安南、日本、蘇祿等國並稱。又明清時代，來中國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國（或中華、中華帝國）18直稱中國，而不用明朝或清朝。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作爲國家或清朝的代名詞，使用逐漸普遍，尤其是在國際交往中。



到了晚清，中國作爲國家的概念已經明確，中國的地域範圍即指大清主權所達到的範圍，但清朝的正式國號仍是“大清”。清朝在對外交往或正式條約中之所以樂于接受中國一詞，那是一種傳統心態在起作用，即沈醉于中國所代表的地域概念與文化意義：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國家，先進文明的中心；也未嘗不是對鴉片戰爭後國際關係中屈辱地位的一種心理補償：大清對外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所使用的國體意義上的“中國”，所伴隨的是割地賠款的恥辱！歷史真是既冷酷又深刻。同樣一個中國，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個國家，即China，並無什么尊崇的意思；19清朝卻將之當成一種褒稱，一種尊號，一種可悲的精神慰藉。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中國才成爲中華民國的正式簡稱，成了中國的代名詞；中國也有了明確的地域範圍：“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即中華民國的全部領土。



據上，由明、清而民國，政治概念的中國由習慣而逐漸走向定型。站在今天的立場上，我們理解的政治概念的中國，其含義又有了進一步的更新。



現代學者認爲：所謂歷史上的中國，既不應該等同于歷代的奴隸制與封建制王（皇）朝，當然更不應該與漢族或中原地區劃等號。把中原王朝或中央王朝和歷史上的中國等同起來，並不符合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事實。歷史上的中國，“應該包括我們所明確規定的地域範圍內的一切政權和民族。”20



那么用什么範圍來規定歷史上的中國呢？以政治爲標準，則歷史上的中國，正如譚其驤师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總編例》21所指出的：



十八世紀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統一之後，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帝國主義入侵以前的中國版圖，是幾千年歷史發展所形成的中國的範圍。歷史時期所有在這個範圍之內活動的民族，都是中國史上的民族，他們所建立的政權，都是歷史上中國的一部分。



具體地來講，歷史上中國的範圍，就是今天的中國加上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以東，蒙古高原和外興安嶺以南，這一範圍是中國歷史演變成一個統一的、也是最後的封建帝國清朝所達到的穩定的最大疆域。



之所以用清朝前期的歷史疆域來確定歷史中國範圍，當然也不僅僅是由于地域的中國的多變，文化的中國的模糊，或任意選擇一個最有利的歷史時期。按現代民族是社會發展的資產階級時代的必然産物和必然形式，而民族的要素是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逐漸形成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作爲現代民族走向歷史舞臺，正是在悠久的多民族國家不斷發展的傳統的基礎上，與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相聯繫的。現代民族和現代主權國家，確立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神聖不可侵犯的國際關係準則。近百年來，亞、非、拉地區許多原先淪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都在他們原有的即資本帝國主義破壞其獨立以前的歷史疆域內恢復了獨立。根據以上這些原則和國際慣例，則政治概念的歷史中國範圍，理所當然地就是1840年帝國主義者入侵以前的清朝疆域。



1840年帝國主義者入侵以前的清朝，是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統一多民族的具備完整主權的國家；它有着明確的疆域範圍（比如早在1689年即與俄國簽訂了《尼布楚界約》）。這一疆域範圍，又是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譚其驤师《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就此討論道：



清朝以前，我們中原地區跟各個邊疆地區關係長期以來就很密切了，不但經濟、文化方面很密切，並且在政治上曾經幾度和中原地區在一個政權統治之下。……到了17世紀、18世紀，歷史的發展使中國需要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權，把中原地區和各個邊區統一在一個政權之下。而清朝正是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完成了這個統一任務。……清朝的統一，實際上是先統一了滿族的地區，即廣義的滿洲；再統一漢族的地區，即明王朝的故土；再統一蒙族地區和蒙族所統治的維藏等族地區。……完成統一之時是在乾隆中葉，即18世紀50年代。



據此，譚师結論：“清朝在18世紀時形成的這個版圖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拿這個版圖來作爲歷史上中國的範圍應該是恰當的。”



要之，政治概念的中國，較之地域概念和文化概念的中國，更加客觀，更加全面，它是中國概念在新時代的新發展，是中國涵義的昇華，它充分反映了這樣的史實：中國的歷史是中國境內各民族－－無論文化高低，地域遠近，是漢族抑或非漢族－－共同締造的；中國的版圖是由中原和邊疆共同組成的；現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繼承與發展。

1本篇旨在用有限的篇幅，簡單而又系統地梳理由古迄今“中國”這一名號涵義的流變，故于代表性論著如陳登原著《國名疏故》（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顧頡剛王樹民撰〈“夏”和“中國”——祖國古代的稱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輯，1981年）、于省吾〈釋中國〉（載《中華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譚其驤撰〈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葛劍雄著《普天之下——統一分裂與中國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等，多有參考。又更詳細的論述，見拙著《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 于省吾〈釋中國〉。



3 錢大昕〈中庸說〉，《潛研堂文集》卷三。



4 《論語·堯曰》。



5 《禮記·中庸》。



6 《左傳》成公十三年。



7 《禮記·中庸》。



8 朱熹〈已發未發說〉，《朱子文集》卷六七。



9 載《東方雜誌》第19卷第10號，1922年。



10詳王國維〈說商〉，《觀堂集林》卷十二。



11胡厚宣〈論五方觀念及中國稱謂之起源〉，《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第二冊，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1944年。按由“中商”而“中國”，是以“國”替換“商”，即以普通名詞替換專有名詞。



12田倩君〈“中國”與“華夏”稱謂之尋原〉，《大陸雜誌》第31卷第1期，臺灣，1966年。



13陳登原《國名疏故》之“五”。



14陳登原《國名疏故》之“五”。



15 《大義覺迷錄》卷首上諭。



16 《清世宗實錄》卷八三。



17 《史記·秦本紀》。



18 詳拙文〈歷史上域外有關中國稱謂論綱〉，载《历史地理》第1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9 詳拙文〈歷史上域外有關中國稱謂論綱〉。



20 葛劍雄《普天之下－－統一分裂與中國政治》。



21 見《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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