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偶像崇拜：中国学术的迷障

海外偶像崇拜：中国学术的迷障

作者：谭运长 原载《粤海风》08年第二期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如果要全面总结这些年来的中国学术发展，评选学术界的风云人物的话，几位美籍华裔学者大概将榜上有名。如文学史家夏志清，文化思想史家余英时，文学评论家李欧梵，以及已于2000年去世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等等。就对于主流学术话语的冲击、影响的广泛与深入而言，国内学者可能都还无法与这几位海外学者相提并论。他们对于主流学术话语的影响，可以说是方向性、本质性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三十年之际引起社会的普遍反思，这些年学术领域的变化与发展，尤其是这种以海外学者的思想与方法为基本资源，甚至将其作为偶像来顶礼膜拜的状况，都到了进行全面清理与反思的时候。有评论者指出，中国社会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其实是以开放为中心，改革基本上是围绕着开放来进行的。中国学术的海外偶像崇拜，大概与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有关。今天，当我们以反思的眼光仔细检点几十年中国学术的发展与演变，在看到各种繁荣表象的同时，恐怕却更不能不意识到某种严重的失落：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在哪里呢？属于我们自身的思想与方法在哪里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偶像崇拜并非这些海外学人之过，而是中国学术主体性失落带来的恶果。

一 关于夏志清

夏志清教授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革命性影响，可以说是得到公认的。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英文写成，于1961年出版。1979年（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步），此书在香港出版了繁体中文版。于是，在此后的80年代、90年代直到新世纪，这本书与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一起，成了中国学术界“不在场的主角”。当时大陆的大多数学者还无法看到《中国现代小说史》，此书甚至还遭受批判，但是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在学术机构，人们对于书中的一些主要观点，通过口口相传，却都相当熟悉，并深感震撼。后来无论是北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提法，还是上海的“重写文学史”（王晓明、陈思和）运动，都可以说是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思想与方法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下进行的。这种影响旷日持久，仅“重写文学史”的话题，就持续了二十多年。在这期间，主流的文学史教科书逐渐吸纳《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观点，直至作出较大的调整与修订。夏志清的影响甚至延伸到他本人并不熟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如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规避经典与发掘“潜在写作”为特色，这正是大陆学者最初感受到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明显的特征。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声称以审美性为原则与标准，也似乎与夏志清的“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的文学史观相呼应。可以这么说，夏志清教授创造了一个奇迹，就是在一个基本不在场的情况下，对一个长期稳定的学术范式进行颠覆！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简体中文版，不在场的主角终于出场了。此时，夏志清的名字依然有点讳莫如深，此书出版也还作了较大的删节，可是其影响固在，再不让正式登场毕竟说不过去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固有范式，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蓝本，并通过他的众多弟子在大学与学术机构里通行。这一范式的基本思想与方法资源，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大约也多少受到苏联学术教科书的影响。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说穿了就是经济分析法，对于文学的叙述，首先从经济等社会存在寻找根源。所以文学史的写作有一个基本套路，就是在每一章的开头都用较长的篇幅概述社会历史背景。从这一思想方法出发，对于现代作家作品的评价，基本上就是按 “鲁郭茅（鲁迅、郭沫若、茅盾）、巴老曹（巴金、老舍、曹禺）”等排定座次。夏志清的思想方法与此迥然不同，他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美国的“新批评”学派的学生，“新批评”主张“内部研究”，恰恰反对从社会历史等外部因素来探讨文学事实。他自称《中国现代小说史》贯彻的是“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 [1]，其结果，对于现代作家就排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座次，对传统的经典作家“鲁郭茅巴老曹”评价不甚高，尤其对巴金颇有微词，（当然也就像他自己所声辩的那样，并不是完全否定），却另外发现了三位“伟大”作家：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尤其张爱玲，竟用了超过鲁迅许多倍的篇幅来叙述。而这些作家在传统范式里基本不受重视，钱钟书没有篇幅，张爱玲篇幅很小，而沈从文，则被“像一块抹布一样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2]。

很明显，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不同，是思想与方法资源的本质不同，却并不在于其表面上对现代作家排定的不同的座次。例如钱钟书，他的作品很少，与整个现代文学史的潮流无关，而《围城》，也基本上只是学者在象牙塔里偶一为之的文学游戏，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没有本质的联系，因此，他在以社会历史为文学根源的思想与方法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传统范式里，没有地位是自然而然的。而夏志清呢？他的思想方法不考虑社会历史等外部因素，而他本人的文学趣味，基本上就是旧上海“老克拉”的趣味，他特别推崇钱钟书，也是很自然的事。可笑的是，大陆的一些学者不考虑这种根本的差异，亦步亦趋地跟着夏志清的趣味跑，把钱钟书等生硬地塞到并没有在思想、方法作出根本调整的传统文学史教科书之中。

夏志清教授“新批评”的学术背景，使他对讽刺的文学风格情有独钟，他对钱钟书、张天翼的高度评价，以及对鲁迅的有限度的好评，大约均与此有关。然而，他并不能够坚持这种纯文学纯学术的独立性，很多情况下，对文学的判断都受到他的个人趣味、甚至政治偏见的扭曲。例如他对《阿Q正传》的评价，认为“显然受到过誉：它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于插科打诨”。其实，“格调近似于插科打诨”的评价，恰恰用在钱钟书的《围城》之上明显更为合适。这两个作品都是讽刺的文学风格，《阿Q正传》的讽刺乃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大境界，而《围城》的讽刺只是学者玩弄的英式幽默，最多也只给读者带来某种“淡淡的哀愁”，二者在文学上的高下对比是很明显的。不过，夏志清是英美文学出生的，他喜欢英式幽默，不理解鲁迅的“硬幽默”，当然并不奇怪。其实，对于这种不同的讽刺风格，鲁迅本人当年在与林语堂的争论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此外，夏志清的个人历史，也决定了他喜欢《围城》而不喜欢《阿Q正传》，他出生与成长在殖民地时代的上海，以“洋泾浜”为特征的上海小K的身份，决定了他一生的文学趣味，直至今日，他还依然保持着一副旧上海“老克拉”的做作的派头。你想想，方鸿渐出入的是旧上海太太、小姐们的客厅，而阿Q只是未庄的一名流氓无产者，头上还长着瘌痢，他们究竟谁能符合“老克拉”的“格调”与“品味”呢？

了解他这种“老克拉”的个人趣味，那么我们对于夏志清为什么把一向被视作通俗作家的张爱玲推到这样一个高峰，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张爱玲的写作，哪怕在当年，就已经受到上海公共租界内外的太太、小姐、小K、老C的欢迎，她正如她自己希望的那样“成名要趁早”，完全不需要夏志清在几十年之后来“重新发现”。只是，张爱玲的成名，就是在流行与通俗的层次上，大约与张恨水差不多，这和严肃的文学史的视野当然是两码事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被夏志清“重新发现”之后，张爱玲又一次成为流行文化的追捧对象，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蔚为大观的“张迷”，有人据此判定夏志清的英明与张爱玲的文学价值。其实，这不正好反映出夏志清的文学判断，流于从个人喜好出发的通俗层次吗？今日有严肃的研究者已经清醒指出张爱玲被大大高估了，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夏志清的文学判断之个人独断性质，很多人都意识到，有人指出他对作家的评价甚至受到与文学完全无关的因素的影响，如反不***、外语怎么样，等等。钱钟书的外语水平就不用说了，张爱玲也能用英文写作。而他对鲁迅的某种不以为然，竟也包括外语太差、“《死魂灵》翻译得一塌糊涂”等。[3]

相对说来，夏志清对沈从文的“发现”，应该说是具备文学史家所应有的理性精神的，也很明显地与他所声称的“优美作品的发现与评审”的原则相一致。然而，“优美”云云，固然是一种优秀的文学价值，却当然不是唯一的文学价值。从对一个文学史家的要求来说，这固然不属于个人的历史与政治偏见，却依然是一种学术偏见。夏志清推崇优美、柔情的沈从文风格，当然是合乎理性的，可他同时对于壮美、***的巴金风格缺乏必要的认识，可见他对于沈从文的“发现”，同样也属个人的学术独断。在大陆目前通行的、经过修订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范式里，沈从文的地位大体与巴金相当，一方面吸收了夏志清的“发现”之功，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他的偏见之过，应说是较为公允的。

总的说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思想与方法资源大体属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与“新批评”的学术背景，他的这一资源是否符合当代文学研究发展的趋势与潮流，是否能够恰当地解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等等，存在学术上的讨论空间。而夏志清在应用这些思想资源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逻辑上的种种矛盾、冲突，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新批评”主张客观的细读研究，甚至认为研究者应该如外科医生的“冷冰冰的手术刀”一样解剖文学作品，避免外部的思想、情感等因素的影响。可是，他出于人文主义传统，又推崇文学的“人性发现”，强调所谓“道德”上的判断，这便是明显的自相矛盾。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学判断存在强烈的个人历史、政治、学术等种种偏见，“新批评”所主张的“内部研究”、“客观研究”，根本无从谈起。

二 关于李欧梵

夏志清的“奇迹”是在他基本不在场的情形下发生的，不过，他的思想与方法并非完全空降而来。近二三十年以来，有一位同样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文学活动家，经常来往于海外与中国大陆之间，与许多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就是李欧梵。李欧梵本来就是夏志清的门徒，夏志清在大陆学术界的深刻影响，显然与他的文学社会活动与关。更重要的是，李欧梵本人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正可以说与夏志清一脉相承。他不仅继承、贯彻了夏志清的思想与方法，甚至还打上了夏志清个人趣味的烙印。例如，他的《上海摩登》，你读后大概要误以为他也是旧上海出生与成长的人呢，而实际上他是河南人。他对殖民地上海的兴趣是从哪里来的呢？或许正是从夏志清那里来的。

夏志清“发现”了好几位被传统现代文学史范式所遮蔽的“伟大作家”，而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又在这个单子里增添了一个名字：施蜇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为“孤岛时期”。传统的现代文学史在涉及此时此地的文学创作时，提到张爱玲，也提到以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都只是很小的篇幅。正如夏志清将张爱玲推到高峰一样，李欧梵认为“新感觉派”小说是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实践之一，尤其从“现代（摩登）”概念而言，“新感觉派”与当时西方流行的佛罗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意识流小说等几乎同步，最是与国际接轨。在李欧梵写作《上海摩登》时，施蛰存依然在世，于是他把施蛰存的文学地位抬得很高，还以自己（或许是夏志清）的口味，把施先生塑造成了一位他心目中的“老克拉”。

施蛰存的确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人物，以前曾有过“北钱南施”的说法，就是说北有钱钟书，南有施蛰存。不过，我们这里认为施先生的成就主要在于古典文学研究方面，而对作为小说家的施蛰存则没有太多的认识。应该说，施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确占有一定的地位，传统范式对此的认识是不够充分的。但是，这一地位，并不是因为他的小说创作，而是在于他所创办与主持的《现代》杂志，即由他的文学编辑、出版及社会活动所决定。而“新感觉派”小说，大体只是一种探索，基本上是对心理分析理论的图解，文学上显得生硬。而且，这种探索具有“孤岛”性质，即正如钱钟书的《围城》一样，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进程及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没有发生本质的联系。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与其说是“发现”了施蛰存，不如说是“发现”了殖民地时代的上海，正如书名所示。在他看来，当时的上海，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国际大都市，其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的繁荣，即使与“世界的首都”巴黎相比也毫不逊色。正因为如此，李欧梵与他的《上海摩登》对于中国大陆的影响，似乎超越了文学研究，而进入文化，特别是城市时尚文化的领域了。正是在《上海摩登》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出现了长时间的对老上海的怀旧运动，从张爱玲的小说、周璇的歌曲、阮玲玉的电影，到百乐门舞厅、哈德门香烟、石库门房子，等等。殖民地时代上海的文化符号，成为了受当代男女追捧的时尚。一时间，人们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孤岛”时期的上海，与中国广袤而古老的土地无关，与中国人本身对现代性的追求也没有什么本质的联系，而只是西方列强强加给我们的一块 “摩登”的飞地。她的畸形的繁荣与“现代”，丝毫不值得我们怀念与自豪，实际上只意味着殖民地的屈辱历史。

李欧梵“发现”施蛰存，只是为了将施先生打造成又一个老上海的“摩登”符号而已。大约阮玲玉等只对市民阶层有价值，而对于知识分子群体而言，显然需要追求更高的“格调”与“品味”。于是，施蛰存在他笔下，就变成了一位上海滩的“老克拉”。这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当年鲁迅就曾在一篇出于论战需要的杂文里，甚为轻率地将施蛰存称为“洋场恶少”。李欧梵今天的“发现”，表面看是给施先生脸上贴金，实际上却是抹黑，是继续了鲁迅当年的不实之词。其实施先生的精神气质，与被称为“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并没有什么关系。严格地说他甚至不是上海人，出生于地处上海外围松江的一个地主家庭，在抗日战争的形势下，才变卖了家产，到上海来筹办《现代》杂志的。而松江这个地方，传统上原是一个江南文人雅士的胜地，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在描述明清之际的江南文人社会时，就以不少笔墨写到了松江。施蛰存的精神气质，主要就是松江传统，就是文人气质、名士风度，而并没有多少属于“十里洋场”的“摩登”性质。事实上，这种传统文人的精神气质在当时中国的很多地方都还能看到，而所谓“摩登”云云者，却基本上只为旧上海这个“孤岛”所特有。当然，施先生外语很好，还办了个《现代》杂志，但此“现代”非彼“摩登”，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旧上海“摩登”文化的代表。

李欧梵（包括夏志清）为什么对“孤岛”时期的上海情有独钟呢？个人口味只是次要的原因，而究其实质，其实很简单，就因为上海的“摩登”，几乎完全就是西方人设计并打造的一种现代性，大概最为合乎西方人对于现代中国的想象。他们大约很希望按照这一蓝图，为中国选择一条整体性的现代化道路呢。然而，很清楚，所谓“摩登上海”，一方面与中国的屈辱历史有关，另一方面，这块飞地上的现代性，本质上与中国的文化土壤根本缺乏有机的联系，甚至无法融汇到中国人自己选择的现代化道路之中去。这就是一个“孤岛”，一块飞地，一种昙花一现的畸形的繁荣，与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没有发生本质的联系。同样，“孤岛”时期的文学创作，张爱玲也好，施蛰存的“新感觉派”小说实验也罢，都不可能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主流。

可叹的是，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对于夏志清、李欧梵等人的文学观与文学史观，几乎是照单全收，而对于隐藏在文学观与文学史观背后的文化实质，即脱离中国国情的、纯西方的现代性想象，既无认识，更无批判。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李欧梵对于中国文学界的影响，不仅在于《上海摩登》一书。他还有众多的演讲、座谈与许多似乎不怎么经意的小文章，每有发言，几乎都足以改变一时的文学风尚。例如，他曾在非正式的场合给大陆文学界推荐过两位外国作家：马尔克斯与昆德拉。于是，熟悉近二三十年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人都知道，这两个名字对于中国作家的影响，远超过别的外国作家。在一段时间里，中国作家几乎到了言必谈马尔克斯与昆德拉的程度。其实，李欧梵推荐这两个名字有着很清楚的个人背景：昆德拉脱离***统治下的捷克流亡西方，他认为应该能够与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产生共鸣。而马尔克斯笔下的“魔幻”色彩，正与他心目之中中国大陆不正常的现实生活相像。他的这种设想是否符合事实，在这里恐怕很难解说清楚，可以肯定的是，跟随李欧梵学习昆德拉与马尔克斯的作家似乎都没有什么大出息。明显学习昆德拉的成功的作家作品几乎没有，后来出现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昆德拉可说是大异其趣。学习、甚至摹仿马尔克斯的作家作品不少，但也似乎不怎么成功。李欧梵本人自豪地认为他推荐的马尔克斯影响了80年代的“寻根文学”，大概的确如此。然而，当时“寻根文学”中摹仿马尔克斯的作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文学上极端生硬，几乎到了难以卒读的程度，而“寻根文学”中一些成功的作品，如阿城的《棋王》等，则与马尔克斯毫无关系。

三 关于余英时

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可以说是一种“显学”。相比之下，思想史、文化史这种专业性较强的学术研究，就显得相对冷落了。当时大学校园里的青年学子，一般都将这种以“钻故纸堆”为特点的研究活动视为畏途。这种情形，直到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两本书在大陆公开出版之后，顿然有了改变。一时间，人们就像以前谈论文学一样谈论思想与文化，就像谈论沈从文、钱钟书一样谈论胡适、陈寅恪。进入90年代，知识界出现了反思“五四”、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潮流，出现了“国学热”。出版于80年代末的林毓生、余英时的这两本著作，可以说正是90年代“国学热”的滥觞。这种变化，大概从大陆思想文化学术界的代表人物王元化先生的学术转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王元化在80年代属于“新启蒙”运动的领袖，而到90年代，他便转而关注“新国学”了。从王元化的《九十年代日记》可以看出，在这期间，他与林毓生、余英时的交流明显增多。看来，王先生从“新启蒙”到“新国学”的学术转型，很可能受到林毓生、余英时的影响，或者说，他的这一转型过程，一定程度地吸收了二人的思想资源。

从普及层面看对于大陆学术界的影响，余英时似乎更比林毓生大。大约余英时的文章更注重文采，因而更加符合普通读者的口味。余英时的影响到了什么程度呢？《南方都市报》发表过一篇书评，用了一个令人赫然的标题：《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读余英时！》说来将余英时与胡适类比并不是毫无理据的，余英时研究过胡适的日记，而且他的学术方法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注重胡适所倡导的“考据”。

对于余英时的学术研究历程，因其成果丰富，内容也颇为驳杂，这里不打算进行全面的评述。就其对中国学术、特别是对20世纪90年代思想风气的重要影响而言，主要在于思想文化研究方面，更具体地说，一是在于《士与中国文化》，二是在于关于陈寅恪研究的几篇论文。

中国大陆研究思想史、文化史最经典的著作，当属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的《中国思想通史》。这是应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与方法进行学术研究最典型、最成功的范例。这套七卷本的巨著，对中国历史上各种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分析异常深刻，鞭辟入里，哪怕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依然具有发人深省的学术力量。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与方法资源。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追究一切思想意识形态的根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也好，文化也好，最终都脱离不开一个本质性的存在，就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基础。《中国思想通史》当然避免不了一些历史的局限，这书于20世纪50年代初版，60年代再版，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如经常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论述等，其在思想与经济之间寻找对应关系，有时也存在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任何思想与方法资源都无法比拟的特点，就是深刻二字。对于思想、文化这类很容易被人披上神话外衣的美好字眼，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把锋利的刀子，可以戳穿各种形形式式的障眼法。

如果说，《中国思想通史》全书的关键词，就是经济的话，那么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也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文化。余英时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士阶层，是中国文化的守护者，他们可以超越自己个人的命运与具体的历史条件，捍卫抽象的道统。“士”，几乎就是西方“知识分子”概念的中国翻版。他的这一思想，正是后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讨论的主要资源。而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讨论的背景下，则又出现了后面还将提到的“陈寅恪热”。

“文化”这个词对于余英时来说，显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甚至给自己加上了一个头衔，叫“文化中国人”[4]。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解余英时的“文化中国人”，需要考虑到他的一些个人背景，尽管他倒认为“士”是可以超越个人历史的。

据说余英时的老师钱穆，晚年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中国何以不亡国”，得出的结论，就是“文化胜利法”。《士与中国文化》，大概就是对钱穆这个题目的延伸：中国的文化胜利，关键在于一批有道统、有操守的“士”。“文化中国人”是什么意思呢？余英时是一个“去国者”，原先主要的社会关系在台湾，后来干脆到了美国。“文化中国人”的实质就是：没有国土，没有政权，没有国家等外在规定性的中国人。他认为大陆的中国人虽然有国土，有政权，有国家可以归属，可是中国文化却在***统治下“亡”了。而他虽然没有国家政权可依，却仍不失为一个“文化中国人”。[5]——依然是“文化胜利法”。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所谓文化，所谓士，其实不过只是“障眼法”，而其底里与实质，就是余英时个人的“社会存在”。

有人说，余英时的学术意义，不仅在思想，而且在方法。那么余英时的方法有什么特点呢？最大的特点，就是考据。喜欢他的读者，常常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其实，余英时的考据，正是胡适式的考据，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先有思想，后有观察；先有结论，然后再搜罗“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读余英时”，倒也说出了几分实情，因为胡适之也好，余英时也罢，他们的“考据”，都是一种虚假的“科学主义”。

当然，余英时“考据”的功力，似乎比胡适犹有过之。这一方法在他那里应用得非常纯熟老练，有时甚至就像耍杂技一样，令人眼花缭乱。“考据”是余英时的一种“学术杂技”，是他学术上的种种“障眼法”的根源所在。有意思的是，他玩这种“学术杂技”，常常自我陶醉于其中，以至于不自觉地陷入思想的苍白与矛盾。这就有点像孙悟空七十二变，露出了猴子的尾巴而不自知。例如，他的《士与中国文化》，认为“士”是超越个人历史，捍卫抽象的“道统”的，为此当然少不了大量的“考据”。可是，他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却以更多的“考据”，论证了“道统”的祖师爷朱熹的思想，也就是“道统”本身，原是与朱熹个人的历史与政治经历，如“庆宁党争”等，有着直接的交互关系。很清楚，《士与中国文化》与《朱熹的历史世界》这两本书的基本思想，相互打架打得厉害。两本书都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之上，那么究竟哪本书的考据才是真实可信的呢？

余英时的“学术杂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断扩大论证圈，以至于令人眼花缭乱。在表达某个意思的时候需要论据，而这个论据又需要别的论据来支撑，如此循环往复，论证圈越叠越大，就像杂技表演中的叠罗汉一样。这样的“表演”，论证环节非常多，某些环节本来看上去还似乎很有力，可是却在循环论证的过程中出了致命的问题，于是整个“罗汉叠”彻底崩塌了。

余英时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影响，《士与中国文化》是一方面，此外还必须提到他的陈寅恪研究。而他的思想与方法的实质，如果说在《士与中国文化》里还用了许多“学术杂技”之类的“障眼法”，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那么在他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等一组文章里，就显得更清楚了。

今天的知识界人士，大概依然对20世纪90年代蔚为大观的“陈寅恪热”记忆犹新。对陈寅恪的兴趣，本来是由王元化的学术转型，即由“新启蒙”转向 “新国学”引起的。在转型过程中，王元化重新发现三个人：杜亚泉、辜鸿铭、陈寅恪。王先生发现陈寅恪，本意当是在于反思“五四”，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让人们注意陈寅恪对待西学与中学的不同于激进派与保守派的“第三种”态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后来的“陈寅恪热”中，陈寅恪的学术思想等并没有受到关注，更谈不上深入研究，相反，人们却一窝蜂地把视线转到他晚年的生活遭遇与心境方面来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余英时早在80年代就进行过对陈寅恪晚年心境的研究，余英时替代王元化，成为“陈寅恪热”中的思想资源，因而改变了对陈寅恪的关注方向。

余英时的陈寅恪研究，其实就是《士与中国文化》基本思想的直白的表达。中心的意思，是说陈寅恪晚年留在中国大陆而没有跟随***流亡，为此深感后悔。因为***的政策摧残文化与文化人，陈寅恪饱尝“亡国（文化中国）”之痛。等等。于是，在“陈寅恪热”中，陈寅恪被塑造成与***政权不合作的、坚决捍卫文化道统的士，一位具有真正的操守的、独立而自由的知识分子。直到如今，持这种看法的依然大有人在。

对于余英时对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判断，在他文章发表的当年，就曾遭到冯衣北文章的有力的反驳，何以后来竟还死灰复燃，成为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新的资源呢？原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陈寅恪的晚年心境究竟如何，而是在于研究者与接受者的心境究竟如何。明眼人可以看得很清楚，余英时论陈寅恪晚年心境，就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也正是这一关键点，满足了90年代中国思想界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以及“陈寅恪热”中许多人的复杂的心态。

四 关于黄仁宇

夏志清、李欧梵对于中国大陆文学与文学史写作的影响，以及余英时对于思想文化学术研究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而其造成的负面的后果，也是同样巨大。相比之下，黄仁宇的历史研究，影响较为温和，同时负面作用也不太大。究其原因，大概在于历史学在中国向来具有深厚的根基，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与方法资源，因而相对不容易受到外部的冲击。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历史学研究在受到冲击的时候，总不至于乱了方寸。事实上，受黄仁宇影响最大的一些历史研究者，多半都不是历史学专业科班出生，而是“半路出家”的，尤其是一些由文学而转入历史学研究的人，最容易受到影响。

当然，这丝毫不等于说，黄仁宇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他的《万历十五年》，对中国史学界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别的不说，光是模仿《万历十五年》写成的历史著作，仅从笔者的书架里信手就可拈出几本，如周建江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李亚平著、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等。当然，有些模仿并未学到黄仁宇的精髓，如《帝国政界往事》选取1127年，即北宋灭亡南宋建立的那一年，作为分析大宋帝国历史的切入口，说明作者并未读懂《万历十五年》的真正价值。《万历十五年》英文版的标题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黄仁宇选取这一年作为切入口，体现了他的“大历史观”,就是“小事件，大道理”，通过无关紧要的细节透视了不起的历史真谛。而1127年本来就是宋朝历史的分水岭，具有关键的历史意义。

1976年的夏天，58岁的黄仁宇用英文完成了《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就是中文本《万历十五年》的来历。《万历十五年》是黄先生据英文本亲自译写的，1979年5月交中华书局，于1982年5月正式出版。此书出版后很快售罄，于是两年后再版，并多次重印。2000年，黄仁宇去世。2006 年，在英文版问世30周年之际，国内又出版了《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

《万历十五年》对中国历史学界的影响，首先在于历史研究的文体。一是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无关紧要的细节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二是从人物（如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的遭遇、命运入手，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等等。可见，《万历十五年》的文体，一是重细节，二是重人物，加之全书漂亮的文彩和充沛的***，使之读来就像一部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以往国内学者的历史研究，一般总习惯从“故纸堆”到大道理，文章读来难免枯燥，影响局限于学术领域。《万历十五年》成功地将文学手法引入历史研究，使历史学成为大众读者的心头好。此后，中国社会历史小说经久不衰，“戏说”、“正说”历史的电影、电视剧长期走红，直到目前易中天等的受到追捧，或许均与此有关。在网络上走俏的《明朝那些事儿》，大概也可归结为《万历十五年》的影响。

此外，《万历十五年》也改变了许多历史定论。例如，以前人们习惯于认为明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似乎若是没有满清入关等一些重大事件发生，中国很可能进入资本主义。黄仁宇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内部永远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而“缺乏数目字管理”等，于明朝达到极致，这是导致中国古代由盛转衰，直至历史大失败的症结所在。[6]。

然而，将文学手法引入历史学研究，对于历史学科本身来说，当然未必是一件纯粹的好事。“从小事件看大道理”，有些小事件能看出大道理，而有些小事件就只能是小事件，如果非得从中找出什么大道理，那就只能是文学上的做作，与真正的历史研究无关。例如，在真正的历史研究的视野下，所谓“万历十五年”，大概就只能是“无关紧要的一年”，至少可以说：这一年并不具备黄仁宇所言“中国古代社会走向大失败的总开始”这样一种重大的历史意义。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都有过失败的转折点，如果将万历十五年看成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走向失败的开始，那将如何解释后来清朝出现的“繁荣盛世”呢？所以，围绕“万历十五年”所进行的种种历史的感慨，都只是文学视野下的抒情，而并不属于历史的真谛。

至于“数目字管理”等等，很明显是用西方的思维观察中国的历史，其中难免“科学主义”的弊端。

五 海外学者的学术优势

夏志清、李欧梵、余英时、黄仁宇等，基本上具有一个相似的学术背景，他们大体都是美国一些名校的著名学者，生活与学术交流频繁，因此他们的学术活动具有共同的特点。

1.中西比较。基本上是以西方为中心，用西方的视野观察与讨论中国问题。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国内学者观察中国问题常常因为所处时代、地域与文化的局限，找不到症结所在。而这些海外学者的西方视野，常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如:黄仁宇的“缺乏数目字管理”，就长期为国内学者津津乐道。

2.漂亮文采与抒情手法。这些海外学者的文章都写得很漂亮，其文字具有独特的魅力。这大概得益于英文和中文的双重优势。他们的文章大抵都是先以英文写成，然后再改写、译写成中文，结果同时具有英文的逻辑魅力与中文的形象魅力，这就构成了他们独特的文采。此外他们基本上都很注重抒情的手法，将“冷冰冰”的学术研究变成了情感充沛的文学表达。对细节、人物的渲染、感慨构成了他们学术文体的最大特色。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海外学者的文体魅力，是他们在大陆学术界造成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

3.历史的机遇。众所周知，国内的学术研究，一直受困于僵化的意识形态范式，其内部已经产生强烈的变革冲动，只是之前尚未找到促动这种变革的思想与方法资源。这些海外学者的思想与方法，正好顺应了这种历史的要求。

然而，海外学者的学术优势，在今天看来，其负面的影响也是值得反思的。观察中国问题的西方视野，起初固然给人以启发，而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却可能成为制约中国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因素。简单地用西方的概念比照中国的事实，有时显得极端生硬，甚至有庸俗化的倾向。学术研究中的抒情手法，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步入文学化的歧途，更加值得我们警醒。如今国内学术研究的抒情化倾向已有愈演愈烈之势，特别是有些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文体，几乎完全成了抒情散文。其实海外学者的“抒情”，有时具有很明显的个人历史背景。如夏志清从“道德”、余英时从“文化”概念出发所进行的感慨，明显地与他们的政治偏见联系在一起。熟知内情的人当可明白，在夏志清看来，大概长期坚持***立场的人就是有“道德”的，而在余英时的心目中，同情***，可能就等于是文化上的“失节”。我们今天习惯于应用海外学者那种抒情文体的研究者，特别是那些亦步亦趋地喜爱将“道德”、“文化”之类的词挂在嘴边的人，对这一点是否有着清醒的认识呢？据说夏志清本人曾经说过，他自己的“暴得大名”，应该“感谢***”，这意思说的就是大陆学界以前的僵化意识形态，给了他们历史的机遇。但是“历史的机遇”，就是历史的、阶段性的，到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却应该是对他们的思想与方法资源进行彻底清理与全面反思的历史机遇了。

六 重要的启示

全面反思海外学者给中国学术界带来的思想与方法资源，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历史贡献应有充分认识。前面说过，中国学术界突破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寻求变革，是其自身发展与演变的内在要求。海外学者的思想与方法资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给这种突破带来强劲的动力，是针对僵化意识形态的有效的武器，对于这一历史的功绩，我们不能不给予充分的评估。但是，中国学术发展到今天，尽管我们破除僵化意识形态的任务并没有完全彻底地完成，现在恐怕更多地面临着建设新的学术范式的任务了。海外学者的思想与方法资源，在“破”的历史阶段有用，而在我们更需要“立”的时候，他们的历史使命就算是完成了。

2.其恶劣的影响不可低估。海外学者的思想与方法资源，本身存在着前面讨论过的种种弊端，更因为与这些学者个人的历史、政治与学术偏见联系在一起，显然不足以继续成为中国学术自身建设的资源，相反却成为了束缚我们进一步发展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在这长达几十年的历程中，他们的影响广泛而深入，因此需要认真的清理。这一以前曾经为我们所用的有力的武器，现在却需要我们对其进行必要的反思，甚至批判了。因为到了目前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突破的恰恰就是海外学者的意识形态。

3.寻求自身的思想与方法资源，重树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建设中国学术研究的新的范式的需要，包括突破海外学者的意识形态的需要，使寻求中国学术自身的思想与方法资源成为一种迫切的要求。笔者认为，在这一寻求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依然是最佳的选择。事实上，在经历过几十年的正面交锋之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思想与方法资源的学术研究成果，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等，并没有丧失其生命力。相反却是在去除其时代烙印与意识形态迷障之后，凸显出日久弥新的价值。如前所述，海外学者的资源在这一“去障”过程中的历史功绩，需要得到充分的肯定。然而，哪怕在西方，历史唯物主义与海外学者习惯应用的人文主义传统相比，本身就具备历史进步意义。多年来，西方符合当代世界学术发展潮流与趋势的研究学派与研究成果，应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方法资源的恐怕要占据绝大多数。历史唯物主义的确就是一把锋利的刀子，特别有助于解构文化的神话，应用此一思想与方法的成功的研究，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最大的特色就是深刻，就是思想的力量，远胜于人文主义那种甜腻腻的抒情。更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具有天然的契合，例如儒家学说不信因果报应，就与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相一致。以此一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当最可适合中国的国情。

当然，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方法资源的应用，必须吸取历史的教训，避免其意识形态化，避免走向僵化与庸俗化。需要将其严格地定位在学术领域，并不断吸取其他思想与方法资源的有益的养分。此外，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还需要受到常识的规范，不可无限扩张与膨胀。例如，唯物主义就是无神论，这使我们总是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永远具有一种清明的理性精神。可是如果无限膨胀到社会生活领域，那么全社会缺乏敬畏精神，人人无所畏惧，就很容易陷入无恶不作的道德堕落。

那么，就让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中国学术的思想与方法资源，对海外学者的思想与方法——这一曾经的武器，进行批判吧。让曾经交锋了几十年的两者，来一番新的交锋！

　

[1]《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序言
[2]王晓明语，见《读书》2000年第7期
[3]见《南方周末》2007年1月17日《夏志清：中国文人应酬太多》
[4][5]见余英时《我为什么研究陈寅恪》
[6]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二》